傅勇

　　不知從何時起，人們習慣用“龍”和“象”來比喻中國與印度。對照迥異的發展模式，這種比喻的確很有意思——兩者同為龐然大物，卻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從宏觀層面來看，在部分學者眼里，中印兩國經濟模式完全可以用傳統和現代來區分。雖然，這看起來似乎有些武斷甚至含有褒貶色彩，但很難全盤否定其合理性。時下，印度經濟學家習慣把自己的經濟與“信息經濟”或者“知識經濟”連在一起，如果參考一下統計數據，這似乎并不為過。摩根斯坦利的數據顯示，目前服務業占印度GDP比重已經達一半以上，占GDP累計增長的六成，而有形的制造業一直停滯在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中國的現代化走的是工業化、城市化的老路。近年來中國服務業僅占GDP的三分之一，十年間上升不到兩個百分點，而制造業比重在50%的高位仍在攀升。

　　從微觀層面來看，中印兩國經濟運行的基礎也差異顯著。印度擁有歷史悠久的私營經濟部門，1991年以來市場導向的改革措施進一步提高了私營企業的

競爭力，并成為上市公司的絕對主體，近年來，主要大型上市私營公司均取得了突出業績。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早于印度十多年，但是民營經濟的發展仍然沒有走上最終的正軌，國有企業在控制著許多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部門的同時，實際上也就控制了民營經濟發展的“

天花板”。

　　然而，在如此巨大差異的背后，中印兩國的基本國情卻十分相似：人口最多(兩者人口總量占到世界1/3以上)，歷史文化傳統悠久厚重；歷經漫長的封建社會，并一度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最后經過艱苦的民族斗爭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所以，兩國從基本相同的起點走上了不同的發展路徑。

　　巨大的差異意味著巨大的學習空間。印度跨越了制造業，把經濟直接建立在服務業之上。這種略顯獨特的發展觀雖然隱含著一些重要問題，比如基礎設施落后，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乏力等，但在許多方面，印度因此走在了中國的前頭。發掘印度發展模式的優勢對中國來說意義重大。

　　印度模式可以歸結為三個特點。首先，更少地依賴于物質資本。在吸收外資方面，中國遠在印度之上，相當于印度的10倍；同時中國的國民儲蓄率也是印度的兩倍以上。其次，印度具有優良的制度基礎設施，對合約和法律的執行非常有效，交易費用接近中國香港，低于新加坡、澳大利亞等相對發達國家。最后，本土的企業家精神十分活躍。

　　中國有越來越迫切的理由學習印度。目前，“節約型”的產業結構使印度能夠避免能源、原材料供給約束，有效利用高度國際化的人力資源、信息科技專長和通用英語等有利條件為經濟提供了更加合理的上升空間。顯然，這正是中國必須轉變經濟方式的要旨所在。

　　良好的制度基礎設施對印度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印度高效運作的金融體系就是良好制度環境的最重要的收獲之一。金融自由化是印度10年前的市場化改革的起點。而中國的金融改革一直舉步維艱，遠遠地落在了工業化的后面。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缺乏相應的制度環境。畢竟，金融的本質就是信用，信用來自法律及其執行、合約及其誠信，這些東西在中國既缺少傳統，又沒有經驗。結果，在亞洲證券市場上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印度公司的資產回報率名列前茅。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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