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記者 王曉欣

　　構建一個富足祥和，人人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充滿活力的社會，始終是人類社會孜孜以求的夢想。10月8日，備受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開幕。會議的一個主要議程，是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這是近25年來，中共中央全會首次專門研究社會事務問題。

　　由于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一直進展緩慢，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2005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達3.22∶1，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賦負擔、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因素綜合考慮在內，實際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遠在3倍以上。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10%的最低收入家庭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財產總額則占40%以上。另外，地區間的貧富差距也很大，我國東部最富省份與西部最窮省份的人均GDP差距達10多倍。貧富差距過大是目前中國社會存在的主要不和諧因素之一。對此，專家認為，如果不采取措施緩解這一差距，不僅會影響民眾對改革開放的支持，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而且會制約經濟增長。

　　目前，一些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分配秩序比較混亂，主要表現在初次分配中，國有單位分配秩序混亂，部分國有企業的工資福利發放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標準和結構不合理，不同部門、地區甚至同一地區的公職人員間收入差距過大。而隱性收入和職務消費又成為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在很多國有企業，包括住房、汽車、通訊、勤務人員乃至公務宴請、出國考察、旅游、體檢、療養、辦公室

裝修等，均可納入職務消費范疇。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擴大，在于舊的收入分配體系打破后，新的體系沒有建立起來。有專家認為，我國收入分配中的基本問題是平均主義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并存。平均主義目前還明顯地存在于體制內，存在于國有企業，存在于

公務員隊伍中。

　　目前，許多收入分配不公與政府不規范地征用土地、搞城市拆遷密切相關，與政府對資源的控制，與行政因素造成的壟斷行業分配不公有關。而政府與民爭利的背后，是政府扮演決策者、管理者、執行者、監督者多重角色。近些年來，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中，行政費用大幅增長和向壟斷行業傾斜的現象比較突出。某些壟斷行業在獲取壟斷地位的同時，國家卻在為其不正當的經營行為造成的風險埋單。可以說，壟斷并沒有實現效益的增長，反而極大地損害著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據統計，在各種所有制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增長率最低，私營企業利潤增長率最高，僅為私營企業增長幅度的35.2%。

　　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建立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轉型是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關鍵性因素，如果自身作為直接的利益主體不退出的話，收入分配問題很難從根本上解決。

　　不可否認，分配的公平與否，始終是相對的，是發展變化的，是動態的相對的合理、相對的平衡。這就更需要政府在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利用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進行調節。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的關系，妥善協調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和地區之間的利益矛盾。

　　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兩大支柱。建設和諧社會，必須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的關系，既要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體制，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過

宏觀調控，在二次分配中維護社會公平；既要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又要防止兩極分化；既要保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比較困難的行業和群眾。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要加快市場化改革，完善競爭的市場結構。完善的市場經濟不應當是具有強烈壟斷性質的市場，也不是利益集團干擾、扭曲的市場。政府調解收入分配的著力點在于維持、保護、完善競爭的市場結構，保障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保證公平競爭。只有化解了前進中的矛盾，和諧社會才能如期而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呼喚利益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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