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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了 企業家倒了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9日 16:23 《中國商業評論》雜志

  -文/秋 風 學者,獨立撰稿人

  又一輪宏觀調控開始了。

  這一輪調控的重頭戲是打擊與房地產領域相關的犯罪活動。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安徽省副省長何閩旭、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福建省福州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王炳毅等高官先后被“雙規”。盡管職位五花八門,但全都涉嫌在城市拆遷、土地交易、房地產開發等領域進行權錢交易。

  房地產業的黑暗一角因此而被揭開。可怕的是,這個產業卻是整個經濟的支柱產業,尤其是在某些大城市,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竟然可以貢獻GDP的30%~40%。人們怎能不懷疑當下經濟增長的道德性?

  增長背后的權力之手

  任何一個嚴肅的經濟學家都知道,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富有活力的企業是經濟健康增長的基礎所在。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卻似乎顛覆了這個常識。中國幸運在哪兒?

  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很大一部分來自企業家精神,這一點,以溫州經濟最為典型。但另外一部分則來自于國家的強制推進,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的強制推進。

  有的時候國家似乎確實擁有某種魔法,直接充當經濟增長的主體確實可以創造出某種奇跡,就像計劃經濟的最初若干年那樣。19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間展開的為了增長的競爭,似乎也導致了同樣的效果。當然,這意味著政府權力的復辟,在1980年代的退縮之后,政府——這一次換成了地方政府——再度恢復并且擴張其控制性權力,竭盡本地一切可交易的資源招商引資,扶持最能實現政績最大化的產業。

  對于熱衷追求政績的地方政府來說,房地產業簡直是上天的恩賜:第一,產出政績效率最高。它能吸納大量投資,能夠創造高速增長的GDP,也能給政府帶來大量稅收收入。第二,政府恰恰控制著這個產業最需要的兩種要素:土地和信貸,尤其是土地。城市原有城區已被憲法宣告為完全屬于國有,地方政府可以隨意拆遷、改造;鄉村土地盡管法律上屬于農村集體所有,但地方政府通過其政治與行政控制鏈條,享有事實上的支配權。第三,這意味著,政府可以壓低給農民的土地征用補償,從而有條件以低廉的價格吸引工商業投資者,然后通過操縱供應將其價格哄抬上去,從而獲得了巨額預算外收入——以此作為政府進行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的資本。因此,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尤其是城市經濟迅速地“房地產化”。

  但權力必然帶來腐敗,不受約束的權力會帶來無法抑制的腐敗,尤其是當這種權力直接介入經濟過程中的時候。在房地產產業鏈條的每個環節,人們都能看到強壯的權力之手。

  權力與企業無間合作,確實制造了令人眩目的房地產市場繁榮。城市經濟也因此保持了高速增長,維持了一種熱火朝天的繁榮局面。但是,繁榮背后卻是令人瞠目的犯罪活動。僅僅是殺雞儆猴式的清算,就揪出了如此多的官員,如果嚴格執行相關法律,不知還有多少官員落網!

  可以說,在這個行業,官商勾結不是偶然的意外,而幾乎是一種必然的法則。增長卻帶來腐敗,從而損害政府的治理權威,這樣的代價是否過高?

  越“重視”越“墮落”

  在這樣的環境下,當然不可能指望出現偉大的企業家。

  事實上,如果稍微回顧一下過去20多年企業家的興衰史就會發現,目前的增長模式是一個容易令企業家跌落的巨大陷阱。一個個看似成功的企業家,不少人難逃羞辱甚至犯罪的宿命。遠的不說,在上世紀90年代涌現的一批國企強人,如

健力寶李經緯、三九趙新先、長虹倪潤峰、中航油陳久霖,到本世紀初紛紛落馬。國有銀行的高管們也曾一個接一個入獄。民間出現的一批資本運營高手,張海、顧雛軍、德隆唐氏兄弟等曾經風云一時,后來也陸續成了階下囚。現在,似乎輪到房地產大亨們了。

  筆者大膽斷言:中國企業家的犯罪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越是在中心城市,越是看起來現代化的產業,越是在政府扶持、重視的那些行業,企業家的犯罪率就越高。因為,在這里,權力的控制越有力,尋租經濟的色彩最濃厚,要取得經營成功就越得勾結權力。在這些領域,究竟是權力在誘惑商人犯罪,還是商人在腐蝕官員犯罪,已經難以辨析清楚了。因為,權錢交易已經成為這些人的生活方式,雙方都已經習慣了彼此勾結、共同發財的美好生活了。

  高增長卻伴隨企業家的高犯罪率,這確實是世界經濟史上空前絕后的一種現象。

  政府直接利用權力推動增長,確實給經濟的自然增長加了一把力,但是,這把力也產生了致命的反沖力:它對那種自然的增長動力,即企業家精神的健全發育,造成了嚴重負面影響。它讓中國幾乎無法成長出偉大的企業。

  就此而言,目前的經濟增長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正是因為在所謂高端行業、現代化行業,企業家精神被權力扭曲、抑制,這個經濟體的上層結構反而最缺乏創新,最缺乏效率,也最不健康。這意味著,增長的長期前景是脆弱的。

  這種增長的社會后果更為嚴重。拆遷戶、失地農民、工資長期被抑制的產業工人、被高

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市民等群體,不可能為這個增長歡呼。對于過去的增長的評價,國際與國內、經濟學圈子與公眾媒體形成強烈反差,增長給整個社會帶來的不是喜悅,而是一種懷疑、焦慮、不滿甚至憤怒。這樣的民眾心態,實際上已經宣告了一個增長至上時代的結束,現在的問題僅僅是怎樣結束。

  為了增長,也許中國付出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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