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應該通過實施轉守為攻的改革計劃，給強者創造機遇，使其能夠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獲得發展，同時，使失敗者獲得東山再起的機會，并保護弱者

　　文/御手洗富士夫

　　我的前任奧田碩開始擔任經團聯會長是在2002年，當時正值日本陷入長期的不景氣，看不到光明前途，社會籠罩在閉塞和不安之中。奧田碩會長在領導著新生經團聯的同時，作為經濟財政咨詢會議的民間成員，積極參與政府的政策運作，從側面對日本政府領導的結構改革給予了全面支持。

　　在此期間，企業沒有依賴公共投資，靠著民間的自主努力，削減成本，增強了體質。盡管沒能實現高增長期時代那樣的高增長率，但卻奠定了2%至3%的穩定增長基礎。今后，我們打算在奧田碩時代的“致力于充滿活力和魅力的日本”的目標基礎上，繼續向前邁進，描繪我們的美好前景。

　　但“失去的10年”并未結束，企業的業績也是在零利率的特殊條件下實現的。在日本疲憊不堪的情況下，“BRICS”(指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等新興工業國正在崛起。日本今后要想繼續在世界上占據領先國家的地位，就必須繼續創造出競爭力的領先優勢。日本還不能為眼前的業績沾沾自喜，沒有資源的日本要想保持繁榮，不僅要在經濟和社會的結構上，還要在包括國民意識在內的層次上進行更大的變革。因此，我才提出了“革新日本”的口號，描繪了一個轉守為攻的改革計劃。

　　我希望日本成為“充滿希望的國家”。充滿希望的意思就是，強勢的人充滿機遇，能夠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獲得發展，失敗者能夠得到東山再起的機會，弱者也能夠得到保護，安心地享受天年。

　　日本的生命線——開發尖端技術

　　“日本改造計劃”的真諦不在于產業，而在于提高整個國家的競爭力。直至80年代，日本還以擁有高質量的產品和優秀勞動力，身為自由經濟圈的優等生而自居。但是，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終結和IT業帶來的通信和物流的革命，全世界都成了大市場，同時也成了競爭對手。例如，因終身雇用而一直處于穩定狀態的勞動力市場受到來自中國和東南亞的直接競爭壓力，有時還被奪走了就業機會。日本的一些地方城市甚至不見了喧囂熱鬧的人群，商業街變成了“閉門街”。如果再像過去那樣生產產品，在價格上根本無法與世界競爭。日本在世界上應該占據一個什么樣的位置，為此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體制，我們必須從頭開始認真考慮這些問題。

　　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產業和國民生活的關系，就如同人的成長與服裝的關系一樣，孩子穿的衣服用的布料可省一些，即使是便宜一點也沒有關系，但待到孩子長大了，成長為一個社會人的時候，就需要正式的西服，待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就像到了我這樣的年齡，西服就需要訂做了。打這個比喻，想要說的是，在國民生活水平比較低的時候，即使是附加價值較低的產業也沒有關系，但當社會發展了以后，生活的成本上升了，就應該實現由低附加價值產業向高附加價值產業的轉換。發達國家應該有這個氣度，將附加價值較低的產業主動地轉給發展中國家。

　　近來，經常聽到有人說，美國的經濟結構偏于金融和信息，在制造業上已無法與日本抗衡。但其實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宇宙航空、能源、最尖端的醫療技術和醫藥領域以及生物工程領域等，美國仍擁有壓倒優勢。美國的基礎研究體制十分充實，一個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現和發明使他們控制了基本專利。即使今天，美國仍掌握著世界的基本專利的70%。

　　日本與美國相比，雖然日本是世界上專利的申請件數最多的國家，但日本的專利基本上是應用專利和派生專利，這是個弱點。佳能也是如此。佳能在過去的14年間在美國的專利登記數量基本上在前3名以內，但其中的大部分也都是應用專利。

　　所謂基本專利，基本上是指科學發現。應用專利考慮的是如何使用基本專利，因此應用專利的風險更低。但應用專利即使得到承認，也要得到基本專利的使用許可，并支付專利費用。在防止競爭對手搶占市場以及專利戰略等方面，基本專利都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日本的專利偏于應用的原因是專利的開發者一般都是民間企業。在研究開發投資上政府所占的比例，美國是31%，法國是40%，但日本政府的投資卻只有20%。一般來說，大學和研究機構可以單純地從研究的角度去解決問題，但企業受到效益的束縛，必須專注于易于商品化的研究項目上，這也是迫不得已的。

　　作為公司的負責人，我的夢想是花費10年乃至20年的時間，花掉100億日元甚至是200億日元的預算，讓優秀的“技術專家團”專心于研究開發。因此，我們一直在充實自有資金。去年，我們建設了擁有最先進研究設備的尖端技術研究樓，正在做超前5年的研究項目。但僅靠一個企業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就連世界知名的研究所諸如過去的貝爾研究所，現在的杜邦研究所，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等，都是在充實的研究設施的基礎上，實施官民一體的研究態勢進行研究工作，并從全世界招攬人才。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實力差距還是很大的。

　　確立“自立信念”

　　究竟怎樣才能充實基本專利，確立高附加價值產業的地位?我認為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努力，即：“大學改革”、“地域重組”、“實現由平等觀念向公平觀念的轉換”。

　　現在日本的國立大學終于實現了獨立法人化，但還必須進行進一步的改革。美國的里根總統時代推行了專利戰略，令研究開發的專利歸屬大學，為風險企業開辟了道路。這樣，從美國一些有名的大學誕生了一批有名的IT企業。

　　1999年，在美國人這樣做了20年之后，日本也開始仿效美國。至2002年，日本的大學取得專利的數量與美國相比，仍為美國的1/20，技術專利也僅為美國的1/100。

　　日本今后不應該再花費那些無明確目的的研究費用，應該建立世界頂級的研究機構，數量不必多，并從全世界招攬頂尖人才。將大筆的研究開發資金分年度地毫不吝嗇地投入進去。

　　更具體地說，就是應該考慮推進“道州”單位的研究開發項目。要把各縣的國立大學大膽地進行整合，將橫向的同樣內容的各個系集中在一處。比如說九州地區，法律系和經濟學系整合到福岡的九州大學，理工學系整合到熊本大學，醫學系整合到長崎大學，再在此基礎上進行大學整合，創建一個大九州大學。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創建一個大規模的智慧集成地。進一步的工作是，在九州誕生的技術在九州進行產業化，以九州為核心根據地的大企業到國際上一爭高低。

　　這絕不僅僅是一個夢想。從美國的例子來看，沒有哪個大企業的總公司設在了華盛頓和紐約，美國的大飛機制造商波音公司的總部在西雅圖，惠普公司的總部在加利福尼亞，汽車產業集中在底特律，被認為是美國最佳企業的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在康涅狄格州。它們分別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圈。

　　日本九州地區的GDP約為全國的10%左右，雖然還趕不上韓國，但卻相當于澳大利亞或是荷蘭，有充分的能力形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圈。當然，不只是九州，日本的近畿地區、中部地區等這些大經濟圈自不用說，中國、四國地區以及北海道和東北地區都可形成與九州相匹敵的經濟圈。

　　如果這些動向能夠形成潮流，地方的人口稀少化將得到控制，并且人口也能開始增加，地方和東京的差距就能得到糾正。日本雖然是地震多發國，但在發達國家中還是屬于社會資源過分集中的國家，一旦東京出現萬一的情況，則整個日本將陷入癱瘓。因此，日本由集中體制向地方分散型過渡也是符合“小政府”的潮流的。

　　我們目睹了“結果平等主義”的國家陷入官僚主義的弊端而逐漸衰敗的事實，對政府和國家的過分依賴將使整個國家喪失競爭力。因此，我們不應依賴政府行政的資金援助，而要實現從“結果平等主義”向“機會均等主義”的轉變。

　　最近，“差距社會”成為人們曾經提到的話題。當然，差距的定格化是有問題，但其實完全沒有差距的社會也是不存在的。但在此問題上表現出的是日本社會的平等主義和對富人的嫉妒心理。市場經濟是由需求和供給，進一步說是由競爭原理運營的。因此市場經濟必然產生貧富差距，這也是經濟社會的動力機制。問題在于這種差距是如何產生的?如果這種差距是在公平公正分配機遇，在公平公正競爭的基礎上產生的，那么發揮了個人的能力和才能的人倒不如說應該得到褒獎。奧田會長就經常說，實現由“嫉妒的經濟”向“褒獎的經濟”的轉變才能獲得活力，我也有同感。

　　日本有關失業者和“啃老族”的再就業和再教育的訓練等等還做得很不夠，必須在這方面加以完善。與此同時，還要培養國人的自立心理。日本人是在農耕文化的環境中長大的，擅長于集體意志的溝通，注重信賴關系。日本人有著命運共同體意識，對集團的歸屬看得較重。這些民族特性對日本企業的業績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另一方面，依賴心理也較強，自立能力差。其表現就是現在較為嚴重的“啃老族”的問題。據《青少年白皮書》的統計數據，“啃老族”的人數為64萬人。為什么會有“啃老族”出現呢?用一句話說，就是不用勞動，自有父母養著。

　　我在被邀請去演講時，經常有人問我，請談談“領導才干”的問題。在已經長大成人時，即使學習有關如何當好領導的課程，也是屬于臨時鍍金。現在的小學，無論什么事都求平等，甚至有的學校在開運動會賽跑時都不排名次。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成為社會人以后突然讓他學習領導才干，這不是非常矛盾的嗎?

　　(原文刊登于日本《文藝春秋》8月號，本刊有刪節。作者為佳能公司董事長、日本經團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