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

　　約瑟夫·斯蒂格里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在《紐約時報》撰文，告訴我們如何解決全球失衡問題，包括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他的答案是：削減政府支出，同時更多地實行累進稅制。

　　約瑟夫寫道：“這是打破僵局的一種方法：開支削減，與增加高收入者的稅收、減少低收入者的稅收相結合。開支削減當然本身會減少支出，但是由于較貧窮的個人將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消費，因此稅收‘轉移’能夠增加支出。如果設計恰當，這樣的組合能夠在保持美國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赤字。”

　　我能夠理解削減政府支出的觀點(盡管約瑟夫回避了最艱難的問題——削減哪方面的支出)。政府開支降低能夠增加國民儲蓄，從而減少我們對外國資本流入的依賴。美元可能在外匯市場上下跌，貿易赤字將會縮小。這是所有國際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上所闡述的道理。

　　但是，累進稅制則不是解決全球失衡的妙方，原因有兩個。第一，約瑟夫的觀點基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不同。盡管兩者的平均消費傾向不同有著明確證據，但是兩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是否明顯不同則缺乏有力證據。而約瑟夫立論的關鍵在于邊際消費傾向。

　　第二，即使我同意約瑟夫邊際消費傾向不同的觀點，我也不認為累進稅制方案能夠平衡全球貿易流動。如果稅收轉移增加了消費支出，那么這會減少國民儲蓄，抵消削減政府開支帶來的國民儲蓄增加。如果國民儲蓄保持不變，我認為國際資金流動和美國貿易赤字不會有任何改變。換句話說，公共支出的減少由私人部門支出的增加所彌補，財政赤字會減少，但是約瑟夫所討論的焦點、貿易赤字則保持不變。

　　我能夠理解約瑟夫推崇累進稅制的原因：如果一個人希望減少不平等，并愿意付出效率損失的代價(也就是說寧愿減小整個經濟

　　(作者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