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孫立堅

　　9月26日在日本參眾兩院的選舉中安倍晉三當選了日本新一屆的首相，即刻他就組織了被外界認為政治上更加保守的領導班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管經濟決策的人選出現了引人注目的特征：首先，與制定日本經濟政策相關的總務大臣、財務大臣、經濟產業大臣、金融大臣和經濟財政大臣都有在小泉時代制定經濟政策的政治經驗，從他們在不同場合的施政演說上來看，小泉時代當時所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結構改革方針今天依然會作為他們自己今后工作的重點。另外，安倍本人雖然在其政治理念上綱領已經十分鮮明，但是，對經濟改革自己獨到的想法還很欠缺，外界普遍預測他的基本的經濟政策理念與小泉時代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這樣的人選和這樣的安排會對今后日本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對中日經濟的發展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將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能否超越小泉？

　　今天安倍內閣雖然所需解決的經濟問題依然十分嚴峻，但是，他們所面臨的經濟環境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借助于

中國經濟增長和開放的經濟政策以及美國經濟的強勢，日本企業已經走出了通縮所帶來的負利潤的怪圈。而且，在成本降低經營效率提高方面，日本企業的競爭力更向前邁了一大步。日本銀行業也通過結構調整和企業績效的復蘇基本解決了不良債務的困擾，盈利能力大大提高。今年上半年的業績已經恢復到泡沫經濟崩潰前的狀態，甚至有些銀行的利潤已經超過了泡沫經濟時期。由于經濟開始出現良性循環，失業率下降，個人收入提高，壓抑的消費能力也開始慢慢地釋放出來。

　　盡管如此，泡沫經濟留下的負面遺產太大，還有很多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只不過上述的成果更加讓這一屆政府堅信：供給面的改革路線符合日本經濟復蘇的需求。而弱勢群體問題嚴重化又使這一屆政府清楚地意識到沒有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援，光靠市場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

　　因此，安倍和其他官員在很多場合都釋放了以下一些共同的信息，可以看做是這一屆政府的經濟運行綱領：

　　第一，要挖掘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強化競爭力。安倍近來有一個值得關注的主張，就是日本經濟增長的中心要放在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經濟合作關系上。

　　日本的高齡化制約著內需的發展，而日本經濟的復蘇暫時只能依靠外需來支撐。但是，和其他經濟低迷的發達國家去爭奪有限的外需，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取決于日本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附加價值的競爭力和良好的市場環境。

　　第二，繼續加大力度改善財政收支體系的失衡問題，比如，公務人員的規模和收入削減。安倍上臺后以身作則，用削減自己收入的方式向外界傳遞了他的經濟改革路線。另外，提高資產負債管理的效率，比如中央和地方不必要的公共開支削減等。還有稅收體系的完善也是刻不容緩的一個問題，安倍可能會在適當的時候提高消費稅來增加日本薄弱的稅基所帶來的社會福利改善的瓶頸問題。

　　第三，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的改善來進一步優化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結構和效率。小泉時代留下的最大的負面遺產就是經濟結構調整造就的大批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所以，配合企業就業結構的改變(臨時工、半天工的比例上升)、再學習的機會增加、提供產業結構調整所需要的再培訓機制、就業指導機制變得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向國外開放自己的勞動力市場也是解決高齡化結構問題的一個方法。

　　當然，供給主導的經濟改革政策不等于忽視需求的力量。這也是這屆政府區別于上屆政府經濟綱領的一個新特點。在供給面改革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新的需求，比如，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改善的需求、高齡化所帶來福利改善需求、經濟開放所帶來的異文化兼容的需求，根據新的需求改變和發現自己的經營業務的新市場也是企業和國家長久不衰的關鍵所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這屆政府不再單純地認為需求是解決暫時的經濟失衡問題、供給才是解決結構性的問題，相反動態發展的需求也是產生供給面結構轉變的一個重要動力。

　　沒有經濟細胞的安倍晉三可能更加依賴內閣共同的智慧，而且也不會因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使命感而輕易放棄自己也參與的上屆政府所制定的、后期也較為有效的經濟改革規劃。盡管如此，和以往一樣，小泉政府的經濟改革業績沒有受到社會較高的評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社會歷來是企業治國而不是政府治國，這屆政府能否打破這種傳統的觀念？要走的路還很漫長。

　　中國的意義

　　因為日本采取了供給面的結構調整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內需的釋放就會有一個較為漫長的調整時期。再加上高齡化的社會結構使得內需增長的規模十分有限，所以，安倍這一屆政府明確提出經濟增長的重心在于亞洲。在這一方面，即使保守偏右的安倍政治體系，也一改小泉的做法，為了增長就要修復同亞洲各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為了爭奪未來潛在的中國大市場。

　　事實上，這幾年日本經濟的恢復很大程度上依托了中日之間產業鏈的布局，即日本提供高附加價值的中間生產部件，中國利用勞動力的競爭優勢進行產品加工和組裝，然后出口到歐美市場。在這樣的產業鏈中，日本和中國獲得了雙贏。中國也在繼續著加工貿易主導的經濟增長奇跡，日本政府也認識到了這個環節對日本經濟增長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同時，在部分中國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終端商品需求的行業，比如汽車行業、娛樂行業等，日本正在開始或已經擠入了這些未來前景看好的大市場。各項經濟指標表明，雙方的經濟依存度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但是，中日經濟發展是否根據日本政府的態度轉變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不透明的地方還是不少：首先，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安倍政權保守的政治理念能夠“讓步”到怎樣的“底線”？因為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講已經基本形成了社會共識，妥協的余地幾乎沒有；其次，中國世界加工廠的戰略定位可能并不符合中國長遠的產業政策，至少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要求會在政策上限制日本經濟戰略的成功實施。日本是否能夠在某些地區改變加工貿易型的生產方式，引進研發配套的高附加價值的生產線以利于中國產業的升級和進化？如果這樣，日本如何應對國內產業空洞化的問題？第三，

匯率制度和美元支付方式的改變多大程度和以何種方式來分擔所帶來的匯率風險？中日金融合作將會以怎樣的方式保證這種產業鏈不受到沖擊？亞元或人民幣的國際化多大程度上能夠被互相接受？亞洲債券市場中日的合作會進展到怎樣的階段？等等。　　

　　總之，安倍新內閣慶幸的是在日本經濟強勁復蘇的階段接手政權。但是，供給面的結構改革還任重道遠。尤其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策略和他們的外交方針、民族主義的政治理念之間會發生實質性的沖突。這屆政府是否能夠打開一個新局面，再現日本經濟過去的輝煌，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安倍個人的政治理念和內閣要員的內外協調能力。日本在戰后，“敗家是國、興國是民”的這一大眾觀念能否在安倍執政期間發生變化？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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