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經濟新框架藍圖

　  本報評論員 王 梓 葛耘娜 主持

　　9月20日，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長保爾森到訪。代替副國務卿佐利克成為對華談判美方代表，保爾森不負眾望：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宣布建立。兩個經濟大國的協調發展無疑將增進整個世界經濟的平衡：中美貿易摩擦、人民幣匯率、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平抑油價等問題，都將被放入新的戰略框架全盤考慮。

　　保爾森結束訪華之后很快表示，他已向推動中國關稅案的兩位美國參議員舒默和格雷厄姆游說，提示威脅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27.5%高關稅并非協商之道。而兩位參議員也很快放棄了今年對中國加征關稅的議案，中美經濟關系開始出現新氣象。近期，本報特別邀請了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裴長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對中美經貿的現狀和未來，進行了深入分析。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104期。

　　戰略對話求解經濟失衡

　　《21世紀》：中美間第三次戰略對話，美方代表從負責亞太事務的副國務卿佐利克改為財長保爾森，這一轉換的意義是什么？保爾森此行開啟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如何理解“戰略經濟對話”一詞？

　　張燕生：首先中美之間建立戰略對話機制反映出了中美雙邊經貿關系以及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越來越重要這個事實。中美需要通過高層次的對話，探討關系未來發展的戰略框架。這種框架不僅限于中美問題，更是涉及到全球未來的發展，具有全局性、長遠性和前瞻性的特點。因此，中美戰略對話的層級在上升，對話的領軍人物都是重量級的高官。保爾森是美國高官中的“中國通”，非常了解中國需要的和中國能夠作出讓步的條件，因此他知道如何得到美國想要的利益。而中方的領軍人物曾培炎，他曾是發改委一把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領導，也曾在美國大使館做過外交官，也是中國了解美國和中國利益最全面，最透徹的高官。

　　金燦榮：“轉換”一是突出了經濟議題；二是層級有所上升，另外，從決策過程和決策機構來講，美國財政部在中美關系當中的發言權會上升，財政部因為跟經濟界的關系密切，意味著社會團體當中的經濟團體的作用上升。以前的“使節會議”現在改用“外事會議”，這樣范疇更大，參與的角色也更多。

　　我估計戰略經濟對話還是會從具體議題談起，從近期的問題切入，不過方案是針對長期的、結構性的大議題，包括內部的經濟結構、公共政策、世界市場上的能源合作、WTO下一步的發展方向、貿易自由化談判方向等議題。但總體上來說，都是務實的。

　　《21世紀》：中美在推動WTO多哈回合談判、糾正全球經濟失衡，以及平抑油價等問題上的合作有怎樣的前景？兩個經濟大國之間可能建立怎樣的戰略框架？

　　金燦榮：中國在推動WTO多哈回合談判、糾正全球經濟失衡，以及平抑油價方面都是起作用的。保持貿易自由化符合兩個國家的利益，這是合作的基礎，而雙方如果能建立戰略經濟對話，就會有一個平臺，實現優勢產業的互補。但是中國必須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保持某種平衡，和兩類國家都保持良好關系，所以我們政策的難度比較大。無論如何，在大方向上，兩國還是一致的，既然有了合作的基礎和平臺，應該能找到具體的合作辦法。

　　張燕生：首先，中美應切實啟動多哈會談。上一輪農產品貿易開放談判時，中國并不是六個重要成員之一，但加入WTO后，世界各大經濟體包括美國都希望中國能負起更多責任，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重啟多哈回合談判。

　　第二，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總量方面的失衡，表現為全球儲蓄和投資關系的失衡，也就是東亞凈儲蓄和美國負儲蓄的失衡。二是失衡構成全球要素的轉移和流動。三是貨幣的全球失衡。

　　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是目前全球經濟的核心問題。美國經常項目的赤字超過其GDP的9.5%，遠遠超過了警戒線。美國要減少經常項目的赤字，就要改變其過度消費行為，這意味著美國要緊縮本國經濟。而美國的調整，有可能會帶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

　　在全球失衡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升值外部壓力很大，中美貿易摩擦也頻繁發生。我認為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高，中美經貿關系越來越緊密，中美也就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此時，雙方更應進行全局性、長期性和前瞻性的戰略性對話，由雙方對經貿政策制定有重要影響力的人來啟動對話，這對全球重大問題的理解、協調和處理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美方施壓重點轉換

　　《21世紀》：與之前美國對話政策不同，保爾森在對匯率問題上，采取了“軟壓力”政策，并且把重點放在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與開放。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金融開放問題將取代匯率問題，成為美國對華施壓的一個新重點？

　　金燦榮：現在還不太好說。保爾森是真正的經濟專家，他應該知道匯率不解決任何實質問題，包括貿易逆差也解決不了。迫使中國匯率上升以后，到底誰是收益者都很難說。匯率不是個真問題，而是被政治化的一個問題，但是，如果以匯率為借口迫使中國金融自由化，卻是符合美國利益的。1980年代美國的宏觀經濟改革中，出現了許多金融創新，使得他們在1990年代能夠靠強勢金融，迫使別國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造為美國模式。美國贏得了與日本和德國的競爭，并且靠它的金融產品把日本1980年代、1970年代貿易順差賺的利潤都拿回美國，現在它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

　　保爾森與別人不同，他可以忽略細枝末節，直接指向自由化。另外，布什選對了跟中國打交道的人，中國人往往對熟知中國的人有好感，比如對基辛格。某種意義上講，保爾森已經獲得了資格。保爾森在推進美國利益方面是比較有效力的，我一直主張中國的金融自由化要慎重，不能太快，要吸取日本和德國的教訓。

　　張燕生：要客觀的看待中美戰略對話。首先，雙方的利益和談判地位不一樣，美國處在全球霸權的位置，是中國重要的出口市場。中國是尋求和平發展的國家，而美國是維護現有利益格局的國家。

　　第二，美國上個世紀60年代就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90年代又進入了服務經濟時代。它在談判研究、咨詢和策略的投入是巨大的，可以動用世界頂尖級的智庫來為談判進行全面透徹的分析，這點中國是望塵莫及的。

　　第三，美國這次對話采取的戰略很不一樣。它把重點放在了要求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上，而不是一味地對人民幣升值施壓。

　　對美國而言，開放金融市場更重要。美國真正具備強勢競爭力的產業可概括為兩端，一類是以知識為基礎的高端服務業，主要包括金融和咨詢；另一類以技術創新為基礎的高新技術制造業，包括宇航、能源、醫療技術和醫藥生物工程等方面。因此，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正符合美國的核心利益。不過，我認為金融市場開放并不會取代匯率問題。美國意識到匯率形成機制走向彈性和浮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和外匯市場改革，企業的外匯風險、管理的進步，以及延伸工具的發育。可是中國高端市場體系的建設，絕不是短期能夠做到的。因此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升值都是美國需要的，只不過現階段更傾向于抓住它的核心利益。

　　《21世紀》：我國年底即將兌現的金融全面開放，是否會減緩保爾森提出的金融開放壓力？您認為中國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側重點該在哪個方面？與美國的期望是否一致？

　　張燕生：對于中國的金融開放，首先我們會按照加入WTO時的承諾，在今年年底分階段、分地域的實施開放。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形成的一個理念就是：引入外來壓力對促進國內各個行業的改革、發展都有好處。然而，至于中國的金融開放是否會跟美國期望的一致，我認為市場開放應該是公平的，非歧視的，中國應該獨立自主地，從發展本國經濟的角度出發，而不該去迎合哪個國家的核心利益。

　　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點可以放在四個方面。第一，建立把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和消費的體制和政策。而這種轉化很大程度上需要靠金融，因此，改革的重點在確立主體、完善市場體系和創新業務及規范上。第二，要推動貨幣價格的市場化，包括匯率，利率。關鍵是把貨幣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基礎建設好，在這方面做得更加規范、透明。第三，應重視風險和管理。金融企業和實體經濟部門需要建立起長期的金融風險防范的體系。第四是監管。金融外匯風險最大的體現是衍生工具，而衍生工具為了保證市場的流動性，主體有90%以上都是投機盤。這就需要信息透明和政府進行有效監管。

　　這四個方面都是與中國核心利益相關的，并不是美國期望中國做的，不過，從中國整個市場化改革來講，金融改革又對中美雙方都有好處。

　　戰略對話與經濟民族主義

　　《21世紀》：中美的貿易不平衡客觀上還將長期存在，對此，該如何通過“戰略經濟對話”實現對這一長期問題解決的新思路？針對中國近來加大對外資管制而指責中國在搞經濟民族主義的聲音，我們如何應對？

　　金燦榮：經濟民族主義應該是外國為了給中國施加壓力而使用的詞，決策者現在在吸引外資方面，考慮得更均衡一些，但并沒有達到經濟民族主義的程度。

　　張燕生：中美貿易不平衡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趨勢和產物，除非全球化發生中斷、逆轉，或者東亞生產網絡發生變化，否則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條件依然存在，通過戰略經濟對話恐怕很難解決，況且利益的問題不是靠對話所能解決的。另外，行政高官間的戰略對話會不會影響到國會、黨派以及國內的利益集團，還要拭目以待。

　　關于貿易保護主義或者說經濟民族主義，我認為是許多人把中國和平發展的路線曲解了。中國出口的無非是箱包、鞋帽、

紡織品、服裝、家電等中低檔產品。這些產業在美國早已調整出去了，這部分完全屬于互補性的，不會對美國的生產和美國的工人造成實質上的損害。所以，對于平衡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我認為更多的工作應該由美國人來做。中國要做的是建立起一種協作機制。

　　說中國加大對外資的管制是搞經濟民族主義的說法有些夸張。因為中國過去放松管制，現在加強管理很合理。中國完善對外資管理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是從

科學發展觀出發，進行外資管理。包括提倡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能源、資源，保障勞工權益，稱為社會、人、環境和資源的管理。第二是對過剩性產能的轉移。第三是涉及國家安全的管理，比如對軍事、技術等敏感性領域的管理。第四是對一些危害市場競爭效率和市場結構的做法，包括壟斷，不公平競爭，惡意并購，壓制技術進步等方面。這四方面是由初步的管理走向確立和完善管理體制。相反，美國對中國的并購，即使是既非技術性又不涉及戰略性資源的行業，美國都要進行苛刻的審查，甚至禁止。

　　我認為，對中國而言，無論怎么完善外資管理，都以不影響市場競爭效力為前提，最大限度的發揮市場的作用，利用市場競爭機制來調節經濟，從而減少政府對經濟建設干預的程度。而對敏感性產業和領域的管理也要慎重，不要影響到公平、非歧視性的競爭。另外，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對外資企業進行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全面審查、考量的體系。

　　(實習記者林琦、陳超、吳煒惠參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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