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習印度模式的可能空間

　　特約評論員 石 巖

　　近日，權威機構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了《2006年國家競爭力評估報告》，中國的排名從去年的48位下降到了54位。

　　另外，引人關注的是，印度的排名從45位上升到了43位，將領先中國的優勢擴大到了11位。這引發了眾多思考與評論。

　　據悉，世界經濟論壇主要根據宏觀經濟管理、技術革新和公共機構質量這三項標準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競爭力。這三個指標事實上可以合并為一個，那就是技術革新，因為宏觀經濟穩定和公共機構的質量完全可以通過技術革新這個最終產品來得以體現。而拉開中印差距的主要就是技術革新這一項。

　　那么，印度發展模式究竟能夠帶給我們什么啟示呢？ 回到排行榜上來，被統稱為BRICS的新興市場國家巴西、俄羅斯、中國和印度四國中，只有印度排名繼續上升，其他三國都發生了大幅下挫，巴西和俄羅斯同時下滑了9位。印度的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中國和印度因為創造性地解決了人口眾多和制度轉型等問題，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中國啟動得早，但印度追得很快。兩國的發展模式顯然是不同的，中國的模式更東方化，印度的模式更西方化，主要區別就在于政府的不同角色以及由此導致的內生還是外生的不同發展路徑，東亞模式顯然更強調政府主導以及擴大出口。

　　從客觀的發展結果上來看，兩國殊途同歸，都使當時凋敝的社會走上了繁榮的道路。其原因可以用制度資源上的比較優勢的原理來解釋，印度的制度適宜走市場主導的路子，東亞適宜走政府主導的路子。雖然有不少學者對“亞洲價值觀”存在諸多質疑，但從充分運用各自不同的制度資源的問題上，東亞模式顯然有其合理性。

　　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得出結論：中國要在技術革新這個新的發展難題上突圍，也必須走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那樣的路子？在印度競爭力上升這個條件沒有出現之前，學習東亞三國幾乎成了國內一股重要的呼聲。但是客觀來看，中國并不具備上述三國在完成技術革新過程中的一些制度資源，一方面政府需要把精力用來完成挑戰較大的宏觀管理，另一方面還有諸多剪不斷理還亂的改革難題等待解決，比如金融改革的問題。

　　此外，中國的發展就是從重組政府與企業的軟約束關系開始的，實現政企分開這也是中國改革的重大成就。此時，如果為了完成技術革新，又重新把本來已經逐漸清晰的政企邊界進行模糊處理，顯然是不合算的。

　　印度呢？印度在獨立之后，一直保持著一個較為強大的私營部門的存在。從我們熟悉的世界鋼鐵大王米塔爾身上，就可以看到印度私營部門的活力與實力。把經濟發展的權力換給市場是印度在衡量制度資源之后的一個合理甚至是被迫的選擇，因為在尼赫魯父女執政時期，強國的愿望也促使該國政府發展了不少的國營企業，前蘇聯模式在印度顯然行不通，其結果只能是放棄。

　　印度為這種市場自發地生長的確付出了時間的代價，在東亞一片歡呼之時，印度經濟只能長期低速前行。不過，也就在半個世紀之內，印度近年已經以強勁的勢頭證明了自己選擇的正確性。中國目前強勁的民營經濟發展勢頭為我們展現了學習印度模式的可能空間。相反，如果過分強求政府的主導作用，那么就很可能違反目前制度資源的比較優勢原理。由此在解決技術革新，也就是國家競爭力這個世紀難題時，不妨把目光轉向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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