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時代面臨的經濟難題

　　即使保守偏右的安倍政治體系，也一改小泉的做法，為了增長就要修復同亞洲各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為了爭奪未來潛在的中國大市場

　　孫立堅

　　9月26日在日本參眾兩院的選舉中，安倍晉三當選了日本新一屆首相，即刻他就組織了被外界認為政治上更加保守的領導班子。這樣的安排，會對今后日本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對中日經濟的發展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將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小泉時代遺留問題

　　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給曾經創造出“東亞奇跡”的日本企業帶來了設備投資嚴重過剩、經濟硬著陸產生的大量勞動力過剩以及企業利潤的急劇萎縮,導致具有企業之間互相持股習慣的日本經營模式債務過剩的經濟局面，這讓日本經濟陷入了漫長的、災難性的蕭條時期。

　　面對這樣嚴重的通縮現象，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后當選的日本歷屆首相都使出了渾身的招數，試圖打消日本國民心中積聚的“不安”。不管怎樣，小泉時代還是給安倍內閣留下了很多懸而未決的經濟問題(比如民營企業成長過程中，如何防止像“活力門”那樣的違規事件等)，其中，財政透支所造成規模巨大的國家債務、少子高齡化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力提高，以及面對結構調整改革中形成的大批“弱勢群體”所需要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等問題，將變得更為突出和棘手。

　　有時，解決前后兩個問題的方法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會發生根本性的沖突。比如，由于過去對金融體系日本政府進行了大量注資、企業業績下滑又造成其財政收入減少，因此，目前就必須大幅減少政府的開支以維持國家整體的信用，但是，提高生產力以保持較高的國際競爭力，又希望政府多開支以支持民營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發展，當然更不用說在社保制度建設中政府所應發揮的作用了。

　　安倍的經濟改革理念

　　借助于

中國經濟增長和開放的經濟政策以及美國經濟的強勢，日本企業近來已經走出了通縮所帶來的負利潤的怪圈。由于經濟開始出現良性循環，失業率下降，個人收入提高，壓抑的消費能力也開始慢慢地釋放出來。

　　盡管如此，泡沫經濟留下的負面遺產太大，還有很多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只不過上述的成果更加讓這一屆政府堅信：供給面的改革路線符合日本經濟復蘇的需求。而弱勢群體問題嚴重化又使這一屆政府清楚地意識到，沒有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援，光靠市場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因此，安倍和其他官員在很多場合都釋放了以下一些共同的信息，可以看作是這一屆政府的經濟運行綱領：

　　首先，要挖掘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強化競爭力的方法。安倍近來有一個值得關注的主張，就是日本經濟增長的中心要放在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經濟合作關系上。日本的少子高齡化制約著內需的發展，而日本經濟的復蘇暫時只能依靠外需來支撐。但是，和其他經濟低迷的發達國家去爭奪有限的外需，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取決于日本企業自身的創新能力、附加價值的競爭力和良好的市場環境，尤其是IT領域政府如何有效的支持日本企業去發揮自己積累的優勢和增長勢頭將決定日本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二，繼續加大力度改善財政收支體系的失衡問題。比如，公務人員的規模和收入削減，安倍上臺后用他自己以身作則削減收入的方式，向外界傳遞了他的經濟改革路線。另外，提高資產負債管理的效率，比如中央和地方不必要的公共開支削減等。還有稅收體系的完善也是刻不容緩的一個問題，安倍可能會在適當的時候，提高消費稅來增加日本薄弱的稅基所帶來的社會福利改善的瓶頸問題。

　　第三，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的改善來進一步優化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結構和效率。小泉時代留下的最大負面遺產就是結構調整造就的大批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所以，配合企業就業結構的改變(臨時工、半天工的比例上升)，再學習的機會開始增加，提供產業結構調整所需要的再培訓機制、就業指導機制變得越來越重要。另一方面，向國外開放自己的勞動力市場也是解決少子高齡化結構問題的一個方法。

　　當然，供給主導的經濟改革政策不等于忽視需求的力量。這也使這屆政府區別于上屆政府經濟綱領的一個新特點。在供給面改革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新的需求，比如，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改善的需求，高齡化所帶來福利改善需求，經濟開放所帶來的異文化兼容的需求，根據新的需求改變和發現自己的經營業務的新市場也是企業和國家長久不衰的關鍵所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這屆政府不再單純的認為需求是解決暫時的經濟失衡問題、供給才是解決結構性的問題，相反動態發展的需求也是產生供給面結構轉變的一個重要動力。

　　中日經濟發展的重要和艱難

　　因為日本采取了供給面的結構調整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內需的釋放就會有一個較為漫長的調整時期，再加上少子高齡化的社會結構使得內需增長的規模十分有限。所以，安倍這一屆政府明確提出經濟增長的重心在于亞洲。在這一方面，即使保守偏右的安倍政治體系，也一改小泉的做法，為了增長就要修復同亞洲各國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為了爭奪未來潛在的中國大市場。

　　但是，中日經濟發展是否根據日本政府的態度轉變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不透明的地方還是不少：首先，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安倍政權保守的政治理念能夠“讓步”到怎樣的“底線”。因為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講已經基本形成了社會的共識，妥協的余地幾乎沒有。

　　其次，中國加工廠的戰略定位可能并不符合中國長遠的產業政策，至少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要求會在政策上限制日本戰略的成功實施。日本是否能夠在某些地區改變加工貿易型的生產方式，引進研發配套的高附加價值的生產線已有利于中國產業的升級和進化？這樣一來，日本國內對產業空洞化的問題如何構建一個保障體系？

　　第三，

匯率制度和美元支付方式的改變多大程度和以何種方式，來分擔所帶來的匯率風險？金融合作將會以怎樣的方式保證這種產業鏈不受到沖擊？亞元或人民幣的國際化多大程度上能夠被互相接受？亞洲債券市場雙方的合作會進展到怎樣的階段？

　　總之，安倍新內閣慶幸的是在日本經濟強勁復蘇的階段，接手了財政開支負債累累和弱勢群體不斷擴大的這樣一個低增長的經濟社會。供給面的結構改革還任重道遠。尤其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策略和他們的外交方針、民族主義弘揚的政治理念之間會發生實質性的沖突。這屆政府是否能夠打開一個新局面，再現日本經濟過去的輝煌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安倍個人的政治理念和內閣要員的內外協調的能力。

　　(作者為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日本一橋大學國際共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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