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誰來為弱勢群體游說

　　袁劍

　　現在談起游說,我們大概已經很難想起蘇張當初的合縱連橫了,而更多的可能在談論這個詞的英文含義:lobby。lobby的原意是指議會里的走廊。早期,由于商人們總是趕在議會開會前抓緊游說議員,久而久之,lobby也就轉換成了游說之意。相應地,說客成了lobbyist,而所謂院外活動也就成了lobbying。

　　我兀自揣測,美國人在最早使用游說這個詞的時候,大概也是語帶不屑,充滿貶義。這似乎并不奇怪。無論中外,人們對于那種隱匿于公眾視線之外的活動,從來就抱持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遑論那種因為個人或集團利益而影響政府政策的游說活動了。恐懼源于未知,人們對游說活動的恐懼也同樣植根于此。有利益分殊,就會有因為利益而起的游說,換句話說,有人群的地方就無法避免熙熙攘攘、皆為利往的游說活動。所以,消除人們對游說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讓游說活動透明化、法治化,讓其盡可能暴露在公眾的視線之內。如其不然,因為利益集團的游說而損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大概就在所難免了。而人們對游說的恐懼也就可能變成真實的噩夢。正是因為這種原因,美國聯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頒布了各種游說法規,并制定了事無巨細的數量標準(比如,請客吃飯或者喝咖啡不能超過50美元,一年在同一游說對象的花費不能超過100美元,請人打高爾夫門票不能超過99美元等等)。但即便如此,號稱對付游說最有辦法的美國還是間或爆出游說丑聞,難以完全消除游說中的暗箱操作。2004年3月由《華盛頓郵報》率先爆出阿伯拉默夫的游說丑聞便是最新的一例。此公號稱美國游說業教父,手眼通天,但最后還是因為印第安族部落賭場游說案而鋃鐺入獄。看來,一向奉經驗主義為圭臬的美國人也一直秉持“不求完美,只求改進”的態度來對付游說問題。

　　在美國,有游說大本營之稱的華盛頓K街,據稱云集了專業游說公司3700多家,說客8200多人。加上其他的輔助人員,大大小小的游說人員可達5萬人之巨。這個數字大致占到了華盛頓人口總數的5%左右。美國游說業之興旺繁榮,由此可見一斑。中國雖然沒有正式的游說產業,也缺乏正式的統計數字,但以人們的耳聞目睹,中國以游說為目的的各種公關活動之興盛,恐怕絲毫也不亞于美國,而參與其中的人數、涉及的金額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產業規模,恐怕更要遠遠超過美國。事實上,國人耳熟能詳的所謂“跑步(部)前(錢)進”即是典型的游說活動。如果說中國的游說活動與美國的游說活動有什么區別的話,答案可能是:中國的游說活動比美國更不透明,更缺乏法治。其符合邏輯的后果則必然是:中國游說業中所潛藏的官員腐敗及商業賄賂比美國更勝一籌。

　　改革開放將近三十年之后,中國社會的同質化特征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有著巨大利益分殊的差別社會。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各種利益集團及其代言者必然要通過各種游說活動來爭取本集團的利益,并與其他集團展開有時候甚至是格外激烈的博弈。這一點,在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猜測,而是一個顯見的事實。從

　　在經過近三十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后,中國的強勢利益集團無論在財力上,還是人脈上,都已經積累了強大的游說能力。這與中國大量弱勢群體無人代言的窘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果只有強勢利益集團在游說,而任由弱勢集團無人也無錢游說的現狀持續下去,中國社會的分化鴻溝勢必進一步拉大。這對于一個轉型社會而言,絕非福音。所以,除了盡快將中國的各種游說活動納入法治化軌道,促使其透明化、規范化之外,如何在利益紛紜的今日中國,讓弱勢群體有自己的代言人,恐怕更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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