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一次極端的貿易規則游說

　　鴉片戰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被史實遮蔽了,即用現代語詞所稱的貿易規則游說

　　文/賈晉京

　　貿易的關鍵是貿易規則。

　　也許國人至今仍對加入WTO談判的漫長與反復記憶猶新。在“與國際接軌”之聲不絕于耳的今日,游戲規則的對接尚如此曲折,若是想在兩種各具“特色”、“國情”不同的體系之間打通規則壁壘,“譜寫歷史的新樂章”,又是何等的艱難呢？

　　中國最早與外資達成的準入規則,可以追溯到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簽訂的《南京條約》,史稱:“中國的大門被英國的炮艦轟開了”,中國歷史由此掀開了新的一頁——近代史。在我看來,鴉片戰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被史實遮蔽了,即用現代語詞所稱的貿易規則游說。而歷史的轉折點,更像是發生在1834年,而不是1840年。

　　1834年之前,歷史沒有轉折的動力。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廣州成了中國唯一的“向洋”貿易口岸,所有漂洋過海而來的“洋夷”,只許在廣州貿易。而中國的海上貿易特許權,被朝廷授予廣州的“十三行”,對洋貿易由他們壟斷,別人不許染指。“十三行”其實是一些做外貿生意的商行,最初有十三家,到19世紀30年代,僅余八家,統稱“公行”,由朝廷委派粵海關監督直接管理。粵海關監督之職,并不歸戶部管轄,而是歸內務府。粵海關每年要向內務府繳納85萬兩白銀的定額,以及諸如皇帝修園子、置辦玩具等各種名目的臨時捐獻銀100多萬兩,實際上成了皇帝私人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視若皇家禁臠。而同一時期,英國對華貿易特許權由東印度公司獨家壟斷,壟斷對壟斷,跟“十三行”倒也算得上“門當戶對”,在貿易規則上沒有顯得多么不“對榫”。

　　然而1834年,歷史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拐了個彎。

　　這話得從1830年說起。這一年,歐洲大陸革命之火遍地燃燒,由于英吉利海峽阻隔,英國沒被烈焰燒到,但也無法風平浪靜:在議會大選中,“激進”(主張平等民權、貿易自由)的輝格黨在失勢多年后,順應革命潮流,重新掌權。輝格黨上臺后搞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包括開創了現代選舉模式的1832年議會改革。而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早已為千夫所指,不得不成為改革對象。1833年,英國議會通過《中國及印度貿易管理法》,宣布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自1834年起取消,對華一般的貿易與茶葉貿易向所有英國公民開放。

　　該法案同時規定,設立“駐廣州貿易監督”一職。經外相巴麥尊提名,蘇格蘭貴族律勞卑成為首任駐廣州貿易監督。律勞卑出發前,巴麥尊語重心長地叮囑:要以維護英中之間既有的友好貿易關系為己任。同時交給律勞卑一份委任公函,要他轉交中國的兩廣總督,以說明英方對他的委任。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兩項使命沒有任何問題。然而,由于巴麥尊對當時中國國情不了解,他委派給律勞卑的兩項使命其實是自相矛盾的。

　　懵懂的律勞卑經過四個多月辛苦遠航,于1834年7月25日抵達廣州城外。他不敢有絲毫懈怠,第二天一早就派秘書前往廣州城外的兩廣總督府邸遞交委任公函,然而卻吃了閉門羹！不但公函沒有被送到兩廣總督手里,律勞卑反而接到了一條讓他百思不解的命令:兩廣總督盧坤命令他不得留在廣州,不得遞交公函,接到命令之后,應馬上前往澳門,否則就地正法！真是晴天霹靂,這是為什么呢？

　　這是當時中英之間的貿易規則區別所致。在巴麥尊看來,對外委派使節要向對方呈遞公函,這是國際規則,天經地義。但大清的天子和百僚卻并不這么想。

　　當時中國自有一套獨特的貿易體系,即朝貢體系。在朝貢體系中,中國是天朝上國,處在中心位置,邊遠蠻荒之國,遣使而來,也只能是“貢使”,前來表示臣服的,從來沒有“平等邦交”之說。對于前來歸順的貢使,天朝會恩準其“貿易”,其實是賞給糧食財貨,著眼點并不在商業,而是政治服從。另一方面,由于清朝的主要“外交”經驗來自西北的游牧民族,康、雍、乾、嘉、道歷朝不斷用兵,使得朝廷對“外人”格外警覺,覺得他們降叛無常,因此規定地方官員皆不得與外國人交往,以防“勾結”。所以,即使在廣州這唯一的貿易口岸,官員也是不得與“洋夷”來往的。所有前來通商的洋商,都必須住在廣州城西門外的商館區,沒有官府頒發的“紅牌”(出入證),不得擅自出入。洋商與中國聯系的唯一渠道,就是通過“十三行”。不論有任何事情要跟官方打交道,都必須由“十三行”中介。而“十三行”也不能跟總督、巡撫、知府等地方官直接進行正式來往,只能通過粵海關中介。

　　在這樣的制度情境下,我們可以想象,在兩廣總督盧坤眼里,律勞卑試圖遞交公函的行徑,該有多么荒唐。首先,律勞卑前來“朝貢”,竟然不去北京,而是跑到廣州,這是方向錯誤;其次,律勞卑竟然繞過“十三行”與粵海關,試圖直接與長官打交道,這是程序錯誤;最后,區區“英吉利”(當時三字都帶“犭”旁),化外蠻夷,竟然膽敢向高高在上的一品大員遞交“對等交往”的“公函”,而不是卑躬屈膝的“稟帖”,這可就是“犯上”的原則性錯誤了！對這樣不知禮數的“夷目”,本應直接問罪！叫你去澳門,那實在是念你無知,法外開恩了。

　　律勞卑卻無從體會盧坤的恩情,他必須履行大英帝國的職責,于是在沒有“紅牌”的情況下,進入了商館區。盧坤聞知此事,只可能有一種反應:這夷目反了！于是盧坤下令封閉了商館區,斷絕其食物供應。海軍軍官出身的律勞卑不甘示弱,指揮他帶來的兩艘軍艦試圖打入珠江,突破封鎖。盧坤則調集68只戰船,封鎖了珠江口,并請道光帝敕準動武。律勞卑這時卻因水土不服身患瘧疾,帶病硬撐了十七天之久,直到商館區里的洋商都不再支持他了,才不得不放棄,黯然去了澳門,10月11日即病死在那里。

　　兩種不同規則體系碰撞了！律勞卑事件在中英兩方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中國方面,廣州的大小官吏們由此相信,英夷其實很好欺負,只要一把商館區封了,他們就是甕中之鱉,餓都能把他們餓死。因此對“十三行”——實際上也就是對洋商的誅求更加肆無忌憚。而東印度公司這個巨無霸解體之后,對華貿易的英商就都是些“港腳商人”,也就是散商,在清朝的壟斷體制欺壓之下,毫無還手之力。而英國方面也意識到,自由貿易制度和壟斷制度是無法“對榫”的,必須改變中國的貿易壟斷體制才行。但也要充分考慮到中國沒有任何談判管道,因為清朝壓根不認為有任何對外談判的必要,天朝上國何物不有,干嗎要跟你貿易呢？開放一個通商口岸已屬對洋夷的恩惠,別的還有何可談？所以,英方認為,要使清朝改變貿易制度,必須以武力作為最后手段。

　　于是,1836年英國任命狡猾的義律為第三任駐廣州貿易監督。義律打算無論如何也要改變清朝的貿易體制,為此目的既可以使用最軟弱的手段,也可以使用最強硬的。因此他一到任,就向繼盧坤之后任兩廣總督的鄧廷楨遞交了一份恭順臣服的稟帖,這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在了“貢使”的地位上,鄧廷楨因此批準他進駐廣州商館區。而另一方面,義律卻在尋求通過各種私下手段游說清朝改變貿易規則,也暗中尋找挑釁清朝,以求開戰的機會。

　　就在這時出現了一個英國人尋釁開戰的借口——禁煙問題。

　　其實早在嘉慶朝,禁煙法令就已經頒布。而處于對華貿易壟斷地位的東印度公司,至少是不敢明著觸動這根警戒線的。因為它的主要利益在于茶葉生意,一旦碰了鴉片這根雷線,勢必觸犯清廷,這將導致它在茶葉貿易上受損。所以,鴉片販子的主力,其實主要是由兩廣秘密會社人物構成的,參與其中的英國人,也都是些“港腳商人”。而在東印度公司被廢之后,英商都成了“港腳商人”,良莠就難以區分了。

　　鴉片問題大討論的導火索,是直隸總督琦善于1838年在天津查獲十三萬斤煙土。琦善奏明這些煙土是由廣東商人在廣東采辦并由廣東船運至天津的。于是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赴廣東查禁鴉片。整個討論過程都是把鴉片問題當作中國內政看待的,絲毫沒有考慮到其中的涉外因素。而林則徐的欽差使命,也是在廣東查禁鴉片,并非針對英國人,只是由于他懷疑洋商藏有鴉片,封鎖了使館區……這卻給了英國人出兵的口實！

　　英國艦隊出發的時候,戰略意圖就很清晰:在廣州和舟山炫耀武力,使清廷愿意接受談判,然后北上天津大沽口,遞交巴麥尊的《致中國宰相書》。

　　在英夷的堅船利炮面前,廣州、廈門、鎮海等地的防御工事簡直像紙糊泥塑一般,直到英國的艦隊出現在大沽口外,道光皇帝才知英夷來犯的目的竟是為了遞交一封書信！巴麥尊的《致中國宰相書》先是被義律交到了中國的“宰相”琦善手里,又經琦善轉呈道光。巴麥尊再次顯示了對中國國情的無知:他竟然不知道自明朝之后,中國就廢除了宰相,由皇帝親自理政(相當于國家元首兼政府首腦)。如果沒有此前接二連三的失敗,道光也是不可能過目這樣一封“悖逆”的信函的:信中竟然把天朝大皇帝和英夷女主平等共舉！而道光展讀巴麥尊的信之后,竟然把對英政策來了個180度轉彎——由“剿”變為“撫”。難道巴麥尊用什么強硬話頭把道光嚇住了嗎？非也,而是道光誤讀了信的意思。巴麥尊來信的前五分之三篇幅,都是在訴說英商受到了林則徐的不公正對待,感到“委屈”,后面一小部分才提出了其真正要求:廢除行商壟斷,開放通商口岸。這本是歐洲外交辭令的寫法,而道光卻誤以為前面的五分之三是英夷的主要訴求:向大皇帝伸冤,而后面的部分是“乞恩”。連寫信的規矩都差之萬里,更別說貿易規則了。

　　道光按自己的理解做了批示:既然林則徐冤枉了英夷,那就把林則徐罷免,逮京問罪即是,庶已夷兵自退。至于“乞恩”部分,道光批示:行商制度“毋庸更改”(沒必要更改),開放通商口岸么,廣州通商“已屬恩惠”,不必多開。

　　“兵諫”大皇帝換來這么個結果,巴麥尊很生氣,后果很嚴重,他撤了義律的職,改派璞鼎查為全權代表,要求與清廷的特使面談訂約。這就是1842年南京談判的來由。而清廷竟不知“全權代表”為何物,以為官大就行,便令兩江總督牛鑒等人談判,而牛鑒等“全權代表”竟然凡事需要請示皇帝,氣得璞鼎查威脅要再次動武,牛鑒等人這才開始談判條約條款。而談判的方式竟是雙方“全權代表”互不見面,由牛鑒的家仆代為傳話！因為官員不準私見外國人。就這樣,在如此史無前例的談判方式下,中英達成了史無前例的貿易規則條約。當時的中國人憤恨其中由戰敗導致的割地賠款條款,卻忽略了條約的真正核心內容:廢除行商壟斷,開放通商口岸。

　　時至今日,當我們回首前朝往事,會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百多年的歲月,使我們真正了解貿易規則的精髓了嗎？國際貿易法規背后隱藏的立法原理是什么？國際貿易體系是怎樣生成的？能否因為我們聲稱的“不公正”而改變？當我們的產品屢屢在國外市場受到“

反傾銷”之類指控的時候,當我們的大學國際貿易課程體系仍然是“外語＋法條”,全然不知貿易游戲的真正玩法的時候,當我們的壟斷企業因為體制原因與國際無法銜接而導致在國際

原油期貨市場上屢屢充當冤大頭,其巨額損失不得不由國內油品價格不斷上漲而彌補的時候,我們無法不發問:前面的路,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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