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民意支撐的限價監管就是一盤散沙

　　文/畢 舸

　　醞釀近一年的醫療器械限價政策可能暫時擱淺。原定于今年6月出臺的醫療限價政策延期公布。最初的征求意見稿中規定，一次性低值醫用耗材，從出廠到最終銷售給患者的總加價率不得超過40%，但醫療器械企業認為，發改委不僅擠掉了流通領域中的灰色部分，也擠掉了企業合理的利潤。

　　“這個限價政策觸動了內資、外資、醫院等多方的利益，所以不會輕易推出來，必須有一個博弈和妥協的過程。”銀河證券醫藥分析師劉彥明表示。他道出了醫療器械限價政策延后的真正原因：醞釀近一年的醫療器械限價政策再次胎死腹中，再次證明了消費者在醫療利益改革中，處于多么軟弱無力的位置，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利益被一步步分割殆盡，卻沒有絲毫辦法。

　　醫療器械限價政策的擱淺，微妙地反映出幕后的利益博弈有多么激烈，已經呈現白熱化的狀態，外資、內資醫療器械生產企業、銷售企業、

醫院以及有關部門都各有算盤，都想在博弈中爭取到最大化的利益結果。而令消費者極度沮喪的是，作為整個醫療器械限價改革的針對對象，卻絲毫享受不到權利主體的待遇。

　　最初的征求意見稿中規定，一次性低值醫用耗材，從出廠到最終銷售給患者的總加價率不得超過40%——這看似是有關部門為消費者著想，對醫療器械設定加價上限，可40%的總加價率是否真正符合消費者的利益訴求，有關部門從來沒有召開過民意論證，無法從公眾一方獲得確切的支持與否信息，就貿然出臺。

　　顯而易見，脫離了民意軌道的40%總加價率不僅草率，而且充滿了強烈的行政管制氣息，容易造成與現實的不對稱。醫療器械企業就認為，主持改革的部門不僅擠掉了流通領域中的灰色部分，也擠掉了企業合理的利潤，從而抵制限價。而有關部門閉門造車式的40%總加價率也顯得如此不堪一擊——既無法在醫療器械企業的反對面前展示出充分的相關證據，保證40%總加價率不會擠占企業合理利潤的邏輯自恰；又由于出自于有關部門的一己之念，無法得到民意的強大支持，形成對抵制限價企業的外在壓力，也擺脫了民情監督，有可能出現所謂的“監督者被收買”現象，這在其他經濟領域屢見不鮮。

　　醫療器械限價政策的擱淺，再一次道出了一個規律——所謂內部人改革總是會陷入利益暗戰的泥沼。在醫療器械限價改革中，是一個行政部門面對諸多利益對手：外資、內資醫療器械生產企業、銷售企業、醫院，這幾方出于器械限價給自身帶來的利益損失，很快就會形成穩固的利益同盟，共同策劃對醫療器械限價改革進行內外夾擊。行政部門表面力量最雄厚，其實骨子里最脆弱，它所提出的任何改革方案，外資、內資醫療器械生產企業、銷售企業、醫院都要成為執行者與被執行者，如果幾方堅決不同意改革方案，或者口頭同意，在運行過程中集體放水，有關部門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責眾，最終落得個節節退讓、改革煙消云散的結局。

　　人們可以發現，在醫療、教育、住房等民生呼吁最集中的領域，盡管有關部門頻繁出臺改革舉措，但每一次的改革都擱置消費者的參與和博弈權利。也許有關部門過于迷信自己的管制權力，孰不知喪失群眾支持基礎的權力如同空中樓閣。有關部門無論事先設計多么周密，一旦執行，權力就經過利益各方的層層分解，變得無限發散。近年來，

醫療改革舉步惟艱，有關部門剛要高舉大手重打

藥價泡沫，企業和醫院就不動聲色地將“以藥養醫”變為“以械養醫”，“高值醫療器械暴利十倍”的真實不斷浮現。有關部門在企業和醫院的“老鼠逗貓”游戲中疲于奔命，充分暴露出行政管制在利益轉移支付前的局限性。

　　沒有民眾參與的改革就不叫改革，沒有民意支撐的權力監管就是一盤散沙。消費者再成醫療利益改革的受害者，有關部門該反思“我替消費者做主”的傳統思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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