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爾森：變臉沒變態

　　美國財長訪華的動機和時機考量

　　程實

　　歐盟經濟二季度以來的強勁表現，讓美國更加注重與歐盟的“機會爭奪”，所以鮑爾森迫不及待地用笑臉進一步打開中國這個最具潛力的市場

　　鑒于無數英雄豪杰麻痹大意、剛愎自用的慘淡結局，宋代張商英曾有言：“與覆車同軌者傾”。

　　而眼見鮑爾森在此次訪華前后對中國恭維有加，或許真有些國人會以為，這位美國新財長是自己的一路(軌)人。

　　親華言辭友邦驚詫

　　70余次走馬入華的非常經歷，給鮑爾森贏得了“中國通”的美譽；在非典時段“只身上京”的英雄壯舉，在高盛期間“進軍中國”的旗幟高舉，更是為他積累了甚多的人望。

　　更重要的是，在最近兩個多月里，無論是在大學報告廳，還是在國會演講臺，甚至是在IMF 會議桌上，鮑爾森都通過闡述自身政策取向和評價中國經濟現狀的多元化方式，直言不諱地表白了自己的“中國情結”。

　　這種“情結”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國經濟改革“態度溫和”。

　　鮑爾森前幾天還在強調“對于我們來講，最大的風險不是中國將取代美國，而是中國不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不能夠保持它的增長率”。

　　這種設身處地為中國著想的姿態，使得鮑爾森看上去更像是個“壓力承載器”，而不是斯諾式的“壓力轉載器”。

　　當中美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之時，鮑爾森并沒有將以“鷹派”議員舒默和格雷厄姆為代表的國內保守勢力的政策壓力，轉嫁到中國匯率制度改革上，而是在9月16日向中國貨幣當局提出了一個循序漸進、有張有弛“三步走”的長期戰略。

　　二是對中國經濟地位“褒獎有加”。

　　在過去許多年里一切能提及中國經濟的場合中，鮑爾森總是喜歡坦言自己對東方增長神話的欽佩。而在9 月13日的慷慨陳詞中，他更是令人吃驚地將中國稱為“世界經濟的領袖之一”。

　　如此堂而皇之地“戴高帽”，不僅讓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者”瞠目結舌，也多少讓某些中國人有些不知所措。

　　中國情結美國利益

　　正當市場主體還在“鮑爾森挑逗”之中意亂情迷之時，打鐵乘熱的美國財長不失時機地開始了官袍加身后的首次中國之旅。

　　9 月19日，鮑爾森直抵“人間天堂”杭州，在隨后幾天里他與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促膝而談，并于20日至22日轉上北京，與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等中國領導人，以及國家發改革委、財政部、商務部、信息產業部、衛生部等相關負責人進行高端對話。

　　鮑爾森一波接一波的親華言行，讓市場對中美經貿關系更趨和諧充滿了希望，甚至有飄飄欲仙者真心認為，鮑爾森個人性格和政策表象中的“中國情結”，意味著美國財政當局對“中國利益”的政策偏好轉移。

　　這實際上只是不明就里的癡人妄想，無論如何鮑爾森都是美國財長，而不是中國財長。而美國財長公開表現出的任何“感情偏好”，都只是美國利益最大化的一種現實需要。

　　這當然也包括他(們)的“中國情結”。

　　遇硬則軟

　　一方面，鮑爾森的“中國情結”是美國減輕外部失衡的博弈均衡。

　　眾所周知，布什之所以對鮑爾森青睞有加，是因為鮑爾森本身就是“布什學”

　　(Bushonomics )的信奉者。自由貿易、強勢美元、減稅政策共同構成了鮑爾森的政策核心；而美國“雙赤字”風險結構下外部失衡的問題核心，則在于美中貿易逆差。

　　在多次博弈之后，現階段以政策核心緩解問題核心，讓“中國情結”成為一種暫時均衡。

　　首先，在斯諾回合，美方在軟硬兼施之中已經充分領略了中方博弈對手在匯率改革上的穩健有序，因此在明知威逼無效的情況下選擇溫和態度，實際上增強了自己在雙邊貿易談判中的主動性。

　　其次，在鮑爾森近來不斷重申“強勢美元”之際，市場對美元幣值的走高預期不斷增強，如果此時中國匯率制度改革過快，反而可能在“市場化”過程中減小與美元的“同步變化”傾向，這反而會給美中貿易帶來更大的失衡壓力。

　　因此，在態度溫和之中繼續保有美元在中國人民幣貨幣籃子中的較高比例，是強勢美元政策成本降低的現期選擇。

　　最后，鮑爾森在稱贊中國經濟之余，總是強調“貨幣價值應由開放的競爭性市場決定，并反映經濟的基本面”，這實際上給人民幣長期相對美元走強帶來了一種潛在壓力。

　　更可怕的是，這種壓力來自于市場口徑的“糖衣炮彈”，這顯然比強加干預更為令人防不勝防。

　　揚華抑歐？

　　另一方面，鮑爾森的“中國情結”是特殊時點的有的放矢。不易察覺的是，他訪華的時機選擇其實暗藏玄機。

　　在這之前，亞歐會議剛剛結束，多哈回合崩潰后世界經濟多邊談判的復蘇，正從亞歐聯姻悄然開始，這顯然給美國的全球戰略帶來了潛在危機。

　　在經濟方面，歐盟二季度以來相對于美國的強勁表現，讓美國更加注重與歐盟的“機會爭奪”，所以鮑爾森迫不及待地用笑臉進一步打開中國這個最具潛力的市場。

　　與此同時，通過對中國“領袖地位”的強調，美國試圖在多極制衡中限制歐盟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不斷擴大。

　　而在鮑爾森訪華之后，中國即將迎來12月11日金融全面開放的時點。

　　近期熱議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修訂稿規定，外資銀行獲得經營人民幣

　　而對國內法人資格的要求、對三年營業二年盈利的需要、對100 萬元單筆存款業務的規定，不僅意味著更大的資本投入、更強的監管約束，還意味著從零開始的“機會成本”增加。

　　通過對中國“領袖地位”的稱贊，美國人無疑是在向中國推銷“蝙蝠俠”精神：“更強的力量應該對應著更大的責任”，強大的中國理應在經濟改革中表現得更像個強者，不打折扣地徹底履行世貿金融承諾。

　　鮑爾森不愧是“中國通”，其政策選擇的“中國情結”表象背后，果然處處滲透著“以迂為直”、“以退為進”、“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中國智慧。

　　所謂“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如果中國人盲目陶醉于甜言蜜語而不深究其因，只能錯失“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的戰略時機。也惟有讀懂鮑爾森的“笑臉”，方可胸有成竹地坦然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變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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