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力量與正義

　　這段時間，富士康事件成為媒體熱議話題。無疑，這個事件中的許多要素都值得議論：記者報道是否屬實？原告拋開新聞單位起訴記者是否符合法律程序？3000萬元的訴訟標的以及要求凍結記者資產的要求是否正當？法院對上述訴訟請求迅速立案是否有法律依據？而事件的演變過程就更具戲劇性，起訴、立案、財產凍結、輿論聲援、訴訟標的由3000萬元降為1元，最后雙方發表聲明互致敬意并和解。

　　這個事件意味著什么？有人說，這是一次輿論的勝利。有人說，這實際上是一場鬧劇，沒有贏家，卻有很多輸家：法院、報社、輿論甚至富士康自己。還有人暗自揣測，這貌似荒誕的過程，許是有另外之手在介入，法院的立案真的是由于幾十萬訴訟費的驅使？最后的和解真的是由于富士康的適可而止或雙方的溝通達成了握手言歡的結果？和解后的雙方特別是媒體一方的諱莫如深又隱含了什么？

　　內幕也許永遠是內幕。我們的分析只能建立在可以明確觀察到的事實與過程的基礎上。就此而言，我認為，這個事件與其說是媒體或輿論的勝利，不如說是媒體或輿論的失敗。獲勝的是資本而不是媒體或輿論。在這里，記者的報道是否失實，法律的環節是否存在瑕疵，是否有人介入或改變了事情進程，甚至連最后究竟是什么結果，就我們所關心的問題而言，也許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對新聞從業人員的單獨起訴，3000萬元的標的本身及其威懾力，以及對于兩位新聞從業人員實際造成的壓力和損害。僅此一點，就足以對未來的媒體行為或輿論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事情不是和解和中斷，而是完成。

　　在這個事件中，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對編輯記者單獨起訴、3000萬元賠償標的所包含的巨大威懾力、凍結查封財產對兩位新聞從業人員所形成的巨大壓力這三個因素。

　　從邏輯上可以看出，富士康之所以將訴訟對象選定為記者而不是新聞機構，就是為了使這3000萬元的威懾力發揮到最大的限度。對于月收入只有幾千元的記者來說，3000萬元的賠償，意味著滅頂之災。即使只是一種可能性，甚至只是一種很小的可能性，所形成的心理壓力也是巨大的。而查封和凍結資產，無論是造成的生活不便還是其他困擾，就已不僅僅是心理壓力，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困擾。事實是，不管富士康是否后來將標的降到1元、最后是否撤訴，也不管雙方是否最后和解，上述環節的威懾效果都已經充分地發揮出來了。這樣的效果所產生的威懾力，無疑會具有超出本案的長遠影響。

　　在有關的討論中，人們對富士康起訴對象以及法院立案的依據提出了種種質疑。這種質疑本身也許是有意義的，但就我們關心的問題而言，我們不妨先假定富士康和法院的行動在法律上是無懈可擊的。問題在于，其在法律上越是無懈可擊，事情就越是值得重視。因為假如本案在法律上完全無懈可擊，事情就成為，強者在完全有法律依據地對弱者進行威脅和恫嚇。由此引申出的問題是，在一個社會中，如何防止強者利用自己的優勢合理合法地對弱者采取不公正的行為。也許有人會說，記者也不是弱者，而且還有自己所在的媒體機構作為后盾。其實，是否弱者要看相對誰而言，當富士康將兩個新聞從業人員與他們的新聞機構剝離開而單獨起訴的時候，他們無疑成了名副其實的弱者。

　　這不禁讓人想到一個故事，即著名的紐約中央車站拆建風波。紐約原有一個中央火車站，其建筑時間雖有不短的歷史，但還達不到

文物保護禁止拆除的年限。關鍵是，這個建筑出在紐約黃金地段，于是車站建筑的所有者決定拆了原有火車站進行開發。而許多紐約市民則認為，雖然按照法律，業主可以拆掉開發，但這個火車站是一棟歷史性建筑，是紐約的文化遺產，文化價值是屬于紐約全體市民的。于是紐約的一些文化界人士聯合起來，想要阻擋業主。他們想出的辦法是：按照紐約的法律，如果對房產有爭議，法庭就要按照一定程序厘清爭議，在此期間，法庭發出禁制令，不得對有爭議的房產做出任何變動。于是紐約市民排隊向法庭提出訴訟，說這中央火車站的所有權里有他一份。法庭只能按照程序確認事實，同時發出禁拆令。結果可想而知，起訴者當然沒有這份產權，但確認這個事實需要時間。當一個市民敗訴之后，第二個馬上接上去，第二個敗訴，第三個接上去。如果真的這樣輪流上陣，估計維持個一百年也不成問題。最后，業主知道，這樣下去他不但勞民傷財，而且得罪眾人，于是聲明，他被紐約市民保護歷史遺產的誠心所感動，決定不拆了，他要為紐約保護好這棟歷史建筑。

　　一個是富士康對記者提出天價賠償，一個是紐約市民用法律攪局保護古建筑，看起來這兩個事例似乎互不相關，但說明了一個共同的道理，法律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手段，這是沒錯的，但法律不是死的，是與人們的行動聯系在一起的。不同的人群，利用法律的能力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之外的社會正義也許是不可缺少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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