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投資者還受歡迎嗎

　　Karl P. Sauvant

　　過去20年來，世界直接外資的流量發生了迅猛的增長，從20世紀80年代的400億美元一路飆升到了去年的9000億美元。直接外資的累計總額已經接近10萬億美元，使之成為向國外市場輸送商品和服務的最重要的方式——國外分支機構的銷售額合計約為19萬億美元，而與此相對應的全世界出口總額卻只有11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直接外資形式在幾乎所有國家實現自由化時已經成為公司內部貿易的推動力量——直接外資是新興的統一國際制造體系賴以生存的血液，已經占據了世界貿易三分之一的份額。但是，這樣的黃金時代是否已經結束了呢？

　　直接外資可以帶來一系列的好處，但也會讓我們付出代價。20世紀70年代，直接投資國外的跨國公司(TNC's)剛剛引起人們注意的時候，很多政府都認為直接外資的代價超過了它的收益，因此采取了控制外資的政策。20世紀80年代，權衡直接外資利弊的天平在發達國家的引導下開始發生傾斜，從前一直被認為是問題制造者的直接外資，慢慢開始成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

　　這種變化最好的例證莫過于國家的直接外資政策。按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報告，1991到2004年間發生的共計2156項變革之中，93%都符合為跨國公司創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的大方向。但現在，我們卻面臨著天平再次傾斜的真實的危險，這可能導致自由化的過程發生回潮。

　　發達國家的直接外資(新興市場也有向這個方向靠攏的趨勢)經常會采用跨國兼并(M&A's)的方式。但在涉及到被政界人士看作“國家領袖”、或者對國家的安全、經濟、發展和文化特性有重要意義的國內企業時，對上述兼并的抵觸情緒越來越多地成為了家常便飯。私有資產機構越來越多地參與兼并活動有可能引發進一步的爭議，因為這樣的交易通常被認為帶有純粹的投機性質。

　　打著“經濟愛國主義”、安全和其它形形色色的旗號，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抵制兼并寫進了本國法律。比如，美國參議院委員會不久前試圖阻止放松外資對航空公司兼并限制的法律規定獲得通過，無獨有偶，歐洲剛剛出臺的兼并法律其限制性也大為增強。不僅如此，在對外國公司的兼并進行審查時，各國政府在執行現有的監管規定時都變得更加一絲不茍。

　　上述反應中還夾雜著由于新興市場跨國企業的崛起而導致的保護性行動，這些新興市場企業成了“經濟舞臺上新的對手”。老牌的跨國企業和它們的源起國需要為迎接新勢力的挑戰做出調整，還要適應這些新貴企業對世界市場帶來的變化。正如我們在很多情況下所領悟到的，適應新的變化并不容易，只要對比一下法國

　　一旦外購服務的發展速度加快，另外一種形式的保護性動作很可能開始嶄露頭角——但這次是直接對外投資將要受到挑戰。所有跡象都表明：外購的發展已經到達了臨界點，進一步的外購要通過直接外資的形式才能實現。如果外資輸出國不加緊制定恰當的調節機制來應對實現服務工作可交換的這一迅速崛起的挑戰，那么這種直接對外投資所引發的強烈反對情緒最終會無法避免。

　　直接外資所引發的不安目前還主要局限在發達國家的范圍之內。但已經有跡象表明：這種憂慮正在向新興市場悄悄地擴散。特別在涉及到大型項目時，有些東道國正在對界定自身與跨國企業之間關系的合同提出疑問，東道國政府也在對上述合同進行審查，理由是他們相信(不管這種想法是對是錯)自己并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在已知的219起涉及投資項目的國際仲裁訴訟案中，約有三分之二都是在過去三年內提出的。

　　對待直接外資的態度過去曾經改變過，未來還有可能再次改變，這取決于政府如何看待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不僅牽扯到經濟因素，而且還夾雜著維護國家安全和控制本國經濟發展的強烈愿望。在這方面，秘魯總統候選人奧蘭塔·烏馬拉(Ollanta Humala)提出的“21世紀民族化”理念與法國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首創的“經濟愛國主義”可謂如出一轍。

　　對直接外資的保守態度(任何外來事務也都會面臨同樣的命運)在所有國家集團中普遍存在，而政治家們可以讓這樣的保守態度浮出水面，造成保護主義的后果。盡管如此，如果由過去20年來一直領導著直接外資自由化運動的發達國家再來帶頭發起抵制運動，這未免太過具有諷刺意味。我們只有共同盼望發達國家的反自由化浪潮能夠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國家之前得到有效的遏制，避免最終帶來我們都不希望看到的后果。

　　(作者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投資計劃執行董事。版權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6年。)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