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地位不能只看GDP

　　是不是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迎來一個“中國世紀”或者“亞洲世紀”？

　　倪峰

　　經濟力量并不是國家力量的全部，我們在看待國際力量變化的時候也應該破除一些“GDP崇拜”

　　一國實力的提高雖然通常能夠導致其地位上升，但這種變化除了其國內政治等諸多因素外，在國際上也需要一定的轉換機制和過程

　　中國發(fā)展應該保持一份充分的戰(zhàn)略清醒，不能只看GDP，而忽視了全面的、可持續(xù)的發(fā)展中國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使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于是，一些人在為中國的經濟成功感到自豪的同時，很自然地聯想到未來中國與亞洲和世界的關系。有人會問：如果我國的GDP達到美國的1/2，我們將會如何？如果我國的GDP達到或者超過了美國，世界將是一幅怎樣的景象？這種問題實際上隱含著上世紀90年代一度也相當熱門的話題，即是不是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迎來一個“中國世紀”或者“亞洲世紀”。

　　經濟力量并不是國家力量的全部

　　形成這種聯想的一個原因是，時下我們在關注世界各主要國家力量變化時，更多地關注經濟實力的變化。但是，經濟力量并不是國家力量的全部。應當承認，經濟實力是一個國家力量的基礎和最重要的方面。隨著國際政治民主化的發(fā)展，應用軍事力量和戰(zhàn)爭手段獲取權力和影響力的做法越來越不得人心，國家間的競爭越來越多地表現為經濟實力的競爭。而且，自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經濟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躍升。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崛起”更多講的是中國經濟的崛起。而且通過這種崛起，我們和世界許多國家已經在方方面面感受到了中國在國際社會影響的擴大。但是，有一點值得提醒的是，僅僅用經濟參數來做各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是不全面的。筆者在這里舉三個例子加以說明：

　　一是19世紀末的美國。當時，美國的GDP已經趕超了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那時的美國卻顯然不在世界一流大國的行列中，美國第一次作為一個有影響的世界大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是在1919年第一次

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際。因為直到那時美國才真正拿到有關世界秩序的發(fā)言權。而且，美國能拿到這個發(fā)言權可能不僅僅依賴的是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更關鍵的是其參加了一戰(zhàn)并成為勝利的一方。

　　二是上世紀60年代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當時，隨著西德、日本的崛起，西方在經濟上已經是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分天下了，但當時在西方世界內部，美國依然是盟主，西德、日本依然是隨從，經濟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并沒有導致政治分配格局發(fā)生大的變化。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經濟格局早已形成以美國、歐盟和東亞為核心的多極化，但美國卻一直坐在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寶座上。顯然，支撐美國西方盟主和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不僅僅是其經濟實力。

　　三是冷戰(zhàn)結束后的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由于蘇聯解體的后遺癥以及自身改革中的失誤，俄羅斯的經濟實力急劇衰退，到上世紀90年代末，俄羅斯的GDP還不及一些中等發(fā)達國家的水平，比西班牙和韓國還要低。俄羅斯人自己也承認他們在經濟上淪落為一個三流國家。但俄羅斯仍然是有影響的世界大國，支撐俄羅斯這種大國地位的主要不是經濟實力，而是其優(yōu)越的地緣政治位置、擁有自然資源和蘇聯留下的龐大軍事力量。

　　這三個例子說明了經濟力量在代表國家實力上的不完全性，為此，便有了“綜合實力”這樣一個衡量國家實力的概念。盡管到目前為止在有關衡量的指標方面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但“綜合實力”可以說基本上包含了經濟、軍事、科技、教育、資源、政治、社會和國際環(huán)境等這樣一些軟硬指標。如果我們拋開單純的經濟指標，而在其他方面與其他大國作一些對比的話，就可以發(fā)現，我們在某些指標上與一些大國的差距還很大。例如，在軍事上，我們不僅與美國無法相比，就是與周邊的一些國家差距也不小。我們現在已經是制造業(yè)大國，但卻不是科技強國，問題就出在我們的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上。在軟實力方面，我們的差距可能更大一些，在目前西方話語霸權的語境下，我們連把自己正當合理的聲音發(fā)出去都存在不少的困難。因此，筆者覺得用“綜合實力”的概念可能更有利于我們全面看待國際力量對比帶來的實際變化。目前中央在解決國內發(fā)展問題時強調

科學發(fā)展觀，筆者覺得在看待國際力量變化的時候也應如此，也應該破除一些“GDP崇拜”。

　　經濟實力的提高不會必然帶來國際地位的上升

　　即便經濟實力有了實質性的提高，也不會必然帶來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上升。一國實力的提高雖然通常能夠導致其地位上升，但這種變化除了其國內政治等諸多因素外，在國際上也需要一定的轉換機制和過程。例如，前面講到，雖然在19世紀末美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越了英國，而且總體實力也與英國相當接近，但美國成為超級大國是在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才實現的。而且在其間美國應用了相當得當的戰(zhàn)略。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兩次大戰(zhàn)之初，美國都沒有介入，而是坐山觀虎斗，看其他大國之間相互廝殺，相互摧毀，自己則悶頭發(fā)大財，然后到關鍵時候才出手。而且整個過程充滿了無數的不確定性和意想不到的陰差陽錯，絕不是“3肯定大于2”的數學邏輯那么簡單。比如，在一戰(zhàn)前，人們一般都把德國看成是未來崛起的主要大國，而對偏隅西半球的美國投以的關注并不多，但戰(zhàn)爭卻成就了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另一個例子是日本。到上世紀60年代末，日本經濟已超越西德位居世界第二。上世紀80年代以后，日本的領導人日益希望把日本“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經濟能量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從而改變其“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也就是要使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及所謂的“正常國家”。然而日本政府20多年的努力總體上是不成功的。直到今天，在國際舞臺上，與許多其他大國相比，日本仍比不少國家的政治影響力要弱。

　　中國的發(fā)展需要保持戰(zhàn)略清醒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全新的成長之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正變得越來越清晰。但同時，我們也應對自身力量的發(fā)展、前進道路的艱險，保持著一份充分的戰(zhàn)略清醒，不能一切只看GDP，而忽視了全面的、可持續(xù)的發(fā)展。中國是一個大國，有著5000年的生存經驗，只要我們用心發(fā)展，就一定會對世界做出較大的貢獻。(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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