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只有教堂才能催生善舉

　　不可知論者巴菲特將自己的大部分財產捐給了同樣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的比爾·蓋茨，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力量視為挽救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倫理缺失”的唯一法寶就更失之偏隅了

　　□記者 袁瑛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巴菲特是特蕾莎修女和圣雄甘地的結合。” 一位美國網絡作家這樣盛贊批這位“股神”。6月底，世界第二富翁沃倫·巴菲特宣布將其個人財富的85%捐贈給比爾·蓋茨名下的慈善基金會。

　　在驚嘆、稱贊之余，好奇的人們還進一步地猜測和分析——為什么巴菲特把錢給了蓋茨，而不是建立一個擁有自己名字的基金會，從而像洛克菲勒、卡耐基等一大批富翁那樣名垂青史；更有甚者，認為這位猶太富翁仍然難掩“夏洛克”式的精明，這場“第二富翁”捐款給“第一富翁”的“善舉”乃是讓其淋漓盡致地表演了一番“捐贈技巧”，最后名譽與實惠雙收：巴菲特通過將其所持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價值440億美元的

股票投入到5家基金會——其中5/6贈給蓋茨夫婦運營的基金會——將其公司股價下跌的壓力最小化，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公司原股東的利益，同時還能保障他的捐贈“不掉價”，甚至“漲價”。

　　不論巴菲特是救苦救難的圣徒，還是莎翁筆下貪婪的“夏洛克”，事實擺在眼前——巴菲特確實把自己大半的財富捐贈出去，而接受這筆捐贈的基金會又是旨在解決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及健康問題。

　　萬里之外的一次捐贈，留給中國人的除了感慨，恐怕就是“望塵莫及”之后的反省了——我們的富人們為什么沒有這樣的覺悟和情操？

　　人們在分析中西富人不同的財富倫理觀后，通常會得出兩個結論，用以解釋這種差異：其一，西方有鼓勵慈善的稅制，我們沒有；其二，西方有基督教傳統鼓勵回饋社會，我們也沒有。

　　眾所周知，美國的

個人所得稅是高額累進的。比如，聯邦個稅法規定，一個人的年收入達到7500美元就需繳稅，并且收入越高，個稅起征點越低，高到一定程度后，收入的每一分錢都要納稅；稅率也依據收入高低，從10%至35%不等。另外，美國的遺產稅、贈予稅也是高額累進的——當遺產在300萬美元以上時，稅率甚至高達55%。但是，建立基金會或捐助善款卻可以抵扣稅賦，捐出多少錢就能在所得稅基中相應扣除多少。另外，國家還對慈善基金會的運作給予大幅減免稅優惠，使得慈善基金會可以獲得其他企業難以企及的高回報。

　　至于第二點，放諸西方社會的普通人身上，是不爭的事實。上帝說：“藐視鄰舍的，這人有罪；憐憫貧窮的，這人有福。”因而，西方社會的教會義工是最活躍的社會力量，難以想象，美國的各種

醫院、學校、非營利組織等機構如果沒有了義工將如何運轉。同時，普通美國人在慈善捐贈方面非常慷慨，美國人去年捐贈給慈善機構的款項高達2603億美元，比2004年增加了150億美元。在這150億美元中，有一半，也就是74億美元，是美國人為去年發生的印度尼西亞海嘯、墨西哥灣颶風以及巴基斯坦地震三場自然災害捐贈的。這些錢大部分是通過教會捐贈出去的。

　　然而，對于那些擁有過億家產的美國巨富們，宗教的力量對他們“行善”的影響有多大似乎還有待商榷。至少，對巴菲特、蓋茨等頭頂“樂善好施”光環的大慈善家來說，上帝的感召或者“通往天堂之路”的誘惑，并不是讓他們“拋金棄銀”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無論是巴菲特還是蓋茨，這兩個位居慈善家排行榜前兩位的富翁都是不確定上帝是否存在的“不可知論者”。

　　在羅杰·洛溫斯坦為巴菲特撰寫的傳記《一個美國資本家的成長歷程》中，他這樣描述這位商人的精神世界：出生并成長在一個猶太家庭的巴菲特，并沒有選擇信奉自己家庭的宗教，即使還在很小的年紀，他就表現出了很強的邏輯性和數理天賦，而這都很難使他皈依任何信仰。他繼承了父親的倫理準則，卻沒有繼承對一個未知上帝的信奉。

　　而證明巴菲特是個非基督教徒的更直接證據是：巴菲特并沒有把財產捐贈給教堂或其他如“救世軍”、“國際聯合勸募協會”之類的宗教慈善組織，而是交給了同樣不相信上帝的比爾·蓋茨管理。這位在科技創新中發家致富的世界首富比巴菲特更像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

　　“我不相信耶穌的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我不是那種經常去教堂的人。基督教的某些東西我個人不是很相信。”當蓋茨被問到自己是否相信上帝時這樣說，“就做事來說，我用一個很科學的態度看待世間萬物。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

　　更令宗教人士介懷的是，蓋茨認為，就分配時間資源來說，宗教似乎很沒有效率，因為在他眼里，“星期日的早上可以用來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因此，也難怪很多對Windows操作系統又愛又恨的人——當然多數是信仰上帝的教徒——會這樣諷刺蓋茨：“如果用基督教的觀點去經營自己的王國，如今的微軟也不會拿些Windows NT 或Windows 98之類的劣質品來愚弄大眾，如今的蓋茨基金更不會拿著錢去傷害無辜的嬰兒了。”

　　要知道，由于某些基督教團體強烈反對人工流產，蓋茨夫婦的比爾和美琳達·蓋茨基金會因為支持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通過流產控制人口而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巴菲特也面臨著同樣的遭遇。其“特蕾莎修女和圣雄甘地結合”式的捐贈善舉被一些宗教人士稱為自我炫耀或想要拿金錢換取“天堂之路”的可鄙行徑。“通往天國的路不只一條，但這一條是最偉大的。”當巴菲特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門前對眾人這樣宣稱時，一位神甫這樣回應到：“我相信，巴菲特的這句話并不帶有任何宗教色彩，這只不過是他隨口說說而已。但這也彰顯了一個美國企業家的典型特征：吹噓，自我感覺良好。當一個人到達了人生的某個階段，并擁有了一定的財富時，他就開始相信自己可以無所不能了。”

　　是啊，上帝說：“他施舍錢財，周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他的角必被高舉，大有榮耀。”可上帝還說，“你必謹慎，不要在人前行善事，不要被人們看見；否則，將不會得到主的賞賜。”

　　巴菲特進得了天堂嗎？在這些教徒們的眼里，機會應該很渺茫了。但巴菲特自己顯然不在乎基督教徒們怎么想。一個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又如何會期望通過做善事來獲得“救贖”之路呢？或許進不進天堂原本就不是巴菲特所關心的，他更在意的是如何獲取財富并在自己死后為自己的股東們高效地管理這些財富——所以，沒有比找一個蓋茨這樣的賺錢高手更適合不過的選擇了。

　　兩位大富翁慈善家對宗教的態度證明，源自基督教的倫理傳統確實能起到勸人感恩、懺悔并鼓勵普通民眾回饋社會的道德作用，但并非只有“教堂”才能催生善舉。而像一些國內的經濟學人所提倡的那樣，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力量稱為挽救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倫理缺失”的唯一法寶，就更失之偏隅了。

　　時下，國人們已經開始探討如何建立和完善慈善制度，以名人楊瀾為例，這位在新出爐的“中國女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富豪就曾在今年年初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奔走呼吁慈善立法。相信假以時日，在中國建立起成熟規范的慈善捐贈制度并不遙遠。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在上演著豐富劇烈的社會變化并擁有數千年獨特文化土壤的社會來說，要找到滋養經濟倫理的可靠而豐富的源泉并非難事。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更大的責任是——如何在市場倫理的范疇內引導中國的富人們建立起正確的財富觀。畢竟，學會如何聚財固然是以亞當·斯密《國富論》為起點的市場經濟規則應有之義，學會如何高效率地“散財”才是這位大師在《道德情操論》中稱頌的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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