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改革取決政府能否約束自身

　　木佳 實習生 劉艷／文

　　最近，根據聯合國組織、世界銀行與摩根士丹利聯合發表一份關于解讀中國的專題報告中的47項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有30萬人非常富有，除不動產外，他們可支配的現金高達100萬美元。中國擁有幾乎無限大的廉價勞動力的供給源泉，廉價勞動力大約達到7.53億。而我們的國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對第一線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工人、農民等收入過低。由此，中國貧富差距在逐漸拉大。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部汪玉凱教授認為，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的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與我國為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堅持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有關。然而，在過去的實踐中，我們似乎在堅持“效率優先”考慮的比較多，而對“兼顧公平”方面卻重視的不夠，這至少是導致目前出現收入分配結構性失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具體表現在：第一，公共政策的制定越來越受到強勢利益群體的影響，弱勢群體的影響越來越小，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劇的主要原因；政府到現在還難以有效控制內部的腐敗行為，自我糾錯能力偏弱。第二，政府有明顯的與民爭利的傾向。政府在一些政策制定方面，過多地考慮政府自身的利益而忽視了民眾的利益。比如在城市化進程中，把核心地段通過拆遷，掌握到政府手中，政府獲得很大利益。另外，還表現在醫療、教育、住房的某些改革中，有盲目引進市場化的傾向，從而加劇了民眾出現了上學難、看病難的問題。第三，壟斷企業背靠政府權力，通過行政性壟斷，過多地吞吃了全社會的福利。如電信、電力、民航、金融、鐵道、

郵政等部門形成了壟斷地位，其利潤也大幅度上升。這些利潤沒有被全民共享，而是被壟斷行業內部吞吃。

　　因此，現在有必要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進行反思，是否到了需要重新確立這兩者關系的時候了，如“效率”和“公平”兼顧或并舉？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即將出臺，作為政府雖有“亡羊補牢”之嫌，但整體上應該還是及時的。

　　汪玉凱認為，中央提出的“保低、調高、綜合推進”的方案，應該說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同時他也認為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會困難重重。具體來說，“保低”被負責改革方案起草的專家鎖定為“當前較為緊迫的問題”。“保低”的重點考慮范圍包括因企業改組改制、缺乏勞動技能和生活來源、資源枯竭的城市工礦區、老工業基地的困難群體。同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被考慮。將農民納入低保范圍是不少人的呼聲，不久前經濟學家吳敬璉也公開提出這一主張，但反對的聲音認為這不切實際，超越了現階段國情。對此，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宜勇表示，全民“保低”是遲早的事情，關鍵的問題是錢如何解決。而汪玉凱教授認為，政府具有3萬億的財政能力來解決這一問題。以前這筆錢主要用在行政開支，現在只要通過降低行政開支來用于解決民生問題，就能夠解決問題。另外，政府還要高度重視第一次分配中的公平、公正問題。

　　在解決“較為緊迫”的“保低”問題的同時，“調高”也被提上議事日程。發改委有位官員分析說，對壟斷行業和國企的利潤和收入，關鍵是要區分哪部分是因為壟斷地位而取得的，哪部分是因為經營業績取得的。對前者應該納入公共預算，由全民分享。汪玉凱認為，這實際上涉及到的是政府自身的規范化，同時也和民眾的“公平感受”相關。但這在具體的操作中比較困難。我們的基礎工作還遠沒有做好。如何界定高收入人群，通過什么機制來掌握高收入人群，如何建構誠信體系？這些問題都給具體的規范化形成障礙。

　　此外，據汪玉凱介紹說，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將會從公共部門切入。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與政府行為有關。政府是否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成為此次改革成敗的關鍵。汪教授進一步解釋說，這項改革將會直接涉及到1.2億人的利益。包括：

公務員隊伍約700萬，事業單位3000萬，政府和事業單位還有700萬工勤人員，再加上5000萬離退休人員，3000萬優撫對象等，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隊伍。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而這個領域中公務員系統收入分配的改革，又處于關鍵地位。目前公務員隊伍內部收入差距已經拉得很大，如果解決不好，將會成為引發我國政府行為出現紊亂的禍根，也會成為所有政府行為難以規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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