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乎廢墟的過去和有待拓展的未來之間

　　邵燕祥關于“百花齊放”的闡釋無疑表達了絕大多數人的愿望，但同時也揭示了愿望和現實之間一段坦塔洛斯式的距離注。無需多長時間我就已經意識到，我在《詩刊》所要修煉的一門主要功夫，就是如何盡可能心平氣和地看待這段距離，并找到自己的方式——無論它是多么微不足道——盡其所能地去縮小這段距離。我必須學習控制自己的自由意志或對自由的渴意，學習如何把握主動和被動、個體和集體的平衡，學習心不在焉的傾聽和有禮貌的漠視，學習在不失尊嚴的情況下，像卡夫卡筆下的K一樣，接受來自遙遠的城堡的指令。我相信，不僅是我，我的絕大多數同事也都在修煉這門功夫。因為誰都明白，《詩刊》不僅僅是一個我們為詩工作的場所，它還是一部超級文化機器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這部機器的背后，則矗立著幾代人由之所出，但在實踐中早已褪盡理想光環的社會烏托邦。這種烏托邦堅持認為，可以像管理工程一樣管理人的思想感情，可以像生產合格產品一樣生產包括詩歌在內的藝術作品，由此就需要相應的管理機構、管理制度和管理者。從理論上說，這正是類似文聯、作協及其下轄各文藝刊物的存在依據和工作職責，其職權范圍包括：一，成為溝通“指導者”和“被指導者”的說教渠道，所謂“上傳下達”；二，負責甄選并展示符合“指導者”的意圖和口味，亦即“合格”的產品，以“類廣告”的方式進行示范、引導和推廣；三，及時發現、指明、糾正或整肅“離經叛道”的異端傾向，以確保產品質量的純潔。這架奇怪地集意識形態強權和計劃經濟、柏拉圖主義和現代大生產于一身的超級文化機器曾經非常有效，它所實現的一統天下的勛業亙古未有，為此不惜吞噬過它最忠實的兒女；但也曾因無所制衡而走火入魔，從而在一場真正的文化浩劫中自我揭示出其內在的荒謬。

　　然而，“粉碎四人幫，文藝得解放”的歡呼并沒有導致荒謬的自動中止。似乎出現過類似中止的跡象，但那只是電光石火的一瞬，隨后就成了歷史記憶中的蜃景。當著名演員趙丹臨終直言“不要干涉過多，否則文藝沒有希望”，卻被斥之為“臨死還要放一個臭屁”時，所有被“解放”后正在想象的草地上作陽光浴的昔日奴隸們的心頭都掠過了一絲熟悉的寒意。這不只是一句粗話，還是一句訓詞。它提醒人們不要忘乎所以，以致搞錯自己的身份；它也可以在它認為必要時成為一道指令，隨著這道指令，那架按照指導/被指導的結構關系設計的超級機器將再次顯示它卓越的工作性能。盡管眾所周知的歷史后果早已對這部機器原本貌似金甌無缺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盡管它所標榜的藝術綱紀，更準確地說，是其被預設的強制性早已無法維系人心，但那些習慣了充當“奴隸總管”、或試圖成為類似角色的“指導者”仍然會情不自禁地訴諸它曾經的威力和有效性。

　　當然形勢還是發生了相當的變化。1981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不了了之表明，勢比人強。這里的“勢”，既指改革、開放的歷史大勢，更指人心向背之勢。人可能被異化成不同程度的機器甚或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但一旦自性覺醒，他就會起而反抗其被強加的機械性。這個人類學的一般原理或許同樣適用于由人構成的單位，只不過后者作為大機器的一部分而被制度化的機械性具有更強大的、非人格的反制功能。由此形成的內在緊張決定了它的二重性，它“不得不如此”的命運和存在方式：它不得不在強權和良知之間、服從和抗爭之間搖擺不定，在受動的就范和能動的設計之間往復循環，不得不作無奈的周旋，不得不忍受無謂的耗損。正是因為無法再忍受這種無謂的耗損，包括無法再忍受忍受本身，被所謂“清除精神污染”折騰得身心交瘁的邵燕祥決定主動請辭，并最終不顧挽留毅然去職。

　　根本的問題在于，詩歌或藝術究竟是一個自由創造的領域還是一個按圖施工，或來料加工的車間？詩人、藝術家究竟是自主、自律的創造者，還是需要托管的不智之徒，或(哪怕是)“正確思想的經紀人”？當代詩歌是否需要在近乎廢墟的過去和有待拓展的未來之間，擺脫昔日的附庸地位，重建并捍衛詩歌自身曾被無情摧毀的尊嚴和品格，以履行自己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使命?這是當時詩歌價值觀念急劇變革的支點，是圍繞所謂“朦朧詩”展開的論爭焦點，也是使80年代詩壇迅速分化，使“民間詩歌”成為當代文學一大奇觀的淵藪。當北島說“不，渴望燃燒/ 就是渴望化為灰燼/ 而我們只想靜靜地航行”時，當江河說“藝術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渴望塑造。他所建立的東西，自成一個世界，與現實世界發生抗衡，又遙相呼應”時，當梁小斌說“意義重大不是由所謂重大政治事件來表現的。一塊藍手絹，從陽臺上飄下去，同樣也是意義重大的”時，他們只不過表達了一個詩人最起碼的藝術良知或最基本的藝術理念；然而在某些人眼里，這卻是在存心觸犯“天條”，從而構成了忤逆和挑戰。在1983年3月舉辦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屆(1979-1982)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頒獎儀式上，獲獎的舒婷只說了一句話，淚水就忍不住噴涌而出。她說的是：“在中國，寫詩為什么這樣難？”她無法回答這一問題，只能報之以委屈的熱淚；而當在座的不少老詩人也隨之潸然淚下時，他們淚水中的成分肯定更加復雜。

　　舒婷為之哭泣的“難”同樣與她所堅持的詩歌理念有關，但想來也包括某些難登大雅之堂的曲折隱痛。其時頻繁出入《詩刊》的×××以自己的方式為此作了“箋注”。我曾兩次聽到他向剛接任主編的鄒荻帆先生“進言”，評說舒婷的《往事二三》一詩。第一次說得還比較隱晦，鄒先生也只是含糊其辭；第二次則排闥而入，稱“這首詩分明寫的是野合嘛”，并質問“《詩刊》為什么不管？”結果遭到鄒先生嚴詞拒斥。×××說來也算詩壇前輩，且曾被打成“右派”，飽受磨難；如果不是親耳與聞，我決不會相信他的心理竟會如此陰暗，竟會如此卑劣地背地里對一位才華卓越的女詩人進行齷齪的流言中傷！我不知道一個人的內心要被毀損到什么程度才會做這樣的事；但我知道，如果他從苦難中汲取的只是怨毒，他向苦難學到的只是怎樣發難，他就只能再次充當昔日苦難的犧牲品。對這樣的人你最初會感到震驚，但接下來就只有鄙夷和悲憫。

　　習慣了政治運動的當代詩人們大多有一種聽風辨聲的本能。1983年夏天甫過，風聲又一次緊了起來。8月，中國作家協會發布通知，要求各分會及作協所屬各刊物、各單位“認真組織作家、評論家和文學工作者深入學習和研究《鄧小平文選》這部光輝論著，以《鄧選》為強大思想武器，總結經驗，統一認識，為更好地開創社會主義文學新局面作好思想準備”。當然，善于“透過現象看本質”的人們最關注的，還是《通知》中所說的必須“堅持文藝領域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在繼續克服‘左’的錯誤的同時，要著重克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不良傾向”這段話。“似乎又要來一場運動了”，一位外地朋友在來信中憂心忡忡地寫道：“不過，這與第四次‘作代會’即將召開也大有關系。你等著瞧。”

　　我可沒有這位朋友的火眼金睛。但在目睹了9月初在新疆石河子召開的“綠風詩會”上令人作嘔的一幕后，倒也真“瞧”出了點兒端倪。在背后一再給舒婷“上爛藥”的×××這次卻似乎有意要當一回明星。他不僅在大會發言中一人占了三人的時間，而且拿腔拿調地摹仿廣播員，用記錄速度宣讀他事先準備好的講稿。這種刻意表演的傲慢顯然出于有恃無恐，就像他閃爍的眼神暴露了他內在的怯懦一樣。在痛斥了所謂“三個崛起”(指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和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的“自由化讕言”后，他摘下掛著金鏈的眼鏡，突然變得亢奮的目光漫過臺下眾人的頭項，聲音也變得陰沉。他說：“我對×××、××同志說了，我們是不是太天真了啊？你給他們講學術，人家可不跟你講學術。不是說要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嗎？那好，是學術就用學術的方法來解決，不是學術，就用不是學術的方法來解決嘛……”

　　本來沒有幾個人在認真聽他發言，但這句話猶如往一缸渾水里投下了一把明礬，亂哄哄的會場轉眼間變得安靜下來。許多人都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仿佛受到突然襲擊似地彼此交換著愕然的目光：哪來的這股殺伐之氣？他仗著誰的勢？想干什么？整整一個中午，幾個年輕詩人議論的中心話題就是如何懲治這位為老不尊的宵小，設想他比如挨了一顆突然從天而降的“西瓜炸彈”(在秋天的新疆，西瓜無疑是“詩歌特科”優先考慮的“武器”)后會是怎樣的狼狽不堪，并為此而樂不可支。但最終使他狼狽不堪的卻不是這幾個年輕人，而是吉林老詩人丁耶。就在當晚，一心想訴諸非學術方法“解決”問題的前右派氣急敗壞地敲開了我和鄒荻帆先生合住的寢室房門，怨憤交加地嚷嚷道：“荻帆你到底管不管？丁耶個老瘋子，居然罵我是‘混蛋’，還說要揍我！”

　　丁耶先生1957年也曾被打成“右派”，時任作協吉林分會副主席。他在去軍墾農場參觀的大客車上當眾指斥×××顯然不太符合“組織原則”，卻足以體現他當年的詩人本色。×××稱他為“老瘋子”，在我看來是對他的最大褒獎，只可惜像這樣敢于仗義執言的“瘋子”太少，而包括我在內的所謂“正常人”太多。否則，一個遇事就滿世界找“組織”的猥瑣之徒何致于敢在那樣的場合如此飛揚跋扈？正像他的色厲內荏之下潛藏著某種深深的恐懼一樣，當他說“不是學術，就用不是學術的方法來解決嘛”時，他試圖喚起的，也是潛藏在人們心中的恐懼記憶。或許在他看來，這筆人人都有份的精神遺產同時也是一筆隱性資產，從中可以謀取屬于他的那一份紅利；或許他還想以此作為籌碼，賭一賭他那尚未來得及燦爛的運氣。他當然知道他的發言無論對東道主還是與會的大多數詩人都近乎某種公然羞辱；他甚至在有意識地利用這一點，以顯示他的“來頭”和幻覺中的壓倒優勢。

　　事實很快證明他的幻覺不是沒有道理的。在一個月后召開的“重慶詩歌討論會”上，“三個崛起”被上綱上線，成了詩歌界“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矢的。這次會議的運作方式頗為可圈可點。見載于當年《詩刊》12月號的“綜述”中說，這次會議是由重慶作協的一批負責人士輪流主持的；蒞會的中國作協書記處領導也在發表的文章中使用了“祝賀”的賓位語氣，并謙稱“是來聽取意見，向大家學習的”。然而誰都明白，由一個省轄市的作協來主辦這樣一次事關新詩發展的“方向”、“道路”的會議，分量顯然不夠；而上級領導的低調大都包含著策略的考慮。那么可能是什么考慮呢？大概是為了避免造成垂直支配、以勢壓人的印象，并留有某種余地吧。

　　盡管如此，這次會議的聲威仍然足夠嚇人。由于使用了縱攬全局的視角，且通篇充斥著“指出”、“一致認為”、“一致強調”等莊嚴而鏗鏘有力、體現著集體意志的字眼，會議“綜述”讀起來更像是一份有關詩歌的決議公報，更配得上用記錄速度廣播。它理所當然地充滿了“新華體”特有的戰斗色彩、意識形態激情，以及簡化問題、逕取要害的直捷性，其嚴厲程度又足以使之成為一篇討伐檄文，或“文革”期間的“定性材料”。若干年后重讀這篇“綜述”，仍令人有余悸可賈，以致我忍不住要摘下其中最具殺傷力的一段：

　　與會同志在發言中指出，我們和“崛起”論在對詩與生活、詩與人民、繼承與創造、如何借鑒外國文學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不但是文藝觀的分歧，也是社會觀、政治觀、世界觀的分歧，是方向、道路的根本分歧。與會同志說，《崛起的詩群》提出要有“與統一的社會主調不諧和的觀點”，那么，什么是我們社會“統一的社會主調”呢？這個“主調”就是已經寫在憲法、寫在黨章和人大決議上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道德。“不和諧”就是噪音，是對主調的干擾，難怪海外有人說《崛起的詩群》是“投向中共詩壇的一枚炸彈”！與會同志認為，“崛起”論否定理性，實際上就是否定正確的指導思想，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挑戰。我們應該作出科學的嚴肅的回答。

　　對所謂“三個崛起”當然可以批評；然而恐嚇從來就不是批評，就像從來不是戰斗一樣。把學術問題直接上升為政治乃至法律問題，并賦以生死抉擇的嚴重性，如此“科學的嚴肅的回答”，除了表明其赤裸裸地依恃強權邏輯或依恃赤裸裸的強權邏輯外，還能表明什么呢?反過來，除了訴諸恐嚇，除了訴諸“以階級斗爭為綱”年代留下的泛政治化遺產，那些信奉強權邏輯的人又能訴諸什么呢?這些人從根本上蔑視學術意義上的平等交流和對話；對他們來說，馬丁·布伯所說的“你-我”關系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單行道式的發話-受話關系。在這種近乎神秘的先驗關系中，發話人永遠是真理的持有和頒布者，而受話人如果不想唯唯諾諾，就必須懂得“沉默是金”。任何企圖挑戰這種關系的嘗試都會被視為褻瀆，都將受到制裁。這里，“科學的嚴肅的回答”意味著，也僅僅意味著：挑戰者必須獨自面對那像命運一樣閃爍在字里行間的“最終解決方案”，那高懸在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不過，變化著的歷史語境還是在發話人那里留下了痕跡。他們表面上氣勢如虹，但心底里多多少少還是有點不踏實，為此他們不僅要充分發揮其強權的政治優勢，還要制造出某種弱者的道德優勢。一位蒞會的指導者在虛擬為對話的發言中說：“現在的問題遠不是我們不允許你們存在，而是你們不允許我們存在了。”在未經刊布、但并非不正式的場合，她甚至摹仿人們記憶猶新的、曾用來煽動“文革烈火”的做法，把北京描繪成了一個大搞“精神污染”的人所聯合經營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以致這樣一個事關中國新詩前途和命運的重要會議，只能被迫挪到重慶來開。如此以守為攻的策略，兵書上稱為“哀兵之計”。問題是她用得不是地方。被指為把詩歌界弄得“烏煙瘴氣”的人，其社會身分大都是些平民百姓；除了一顆腦袋，一支筆，他們一無足恃，憑什么，又怎么能“不允許”別人，尤其是權柄在握的“指導者們”存在？再說，發言中既已大量征用“歷史”和“人民”以壯辭色，又何必要多此一“哀”？純粹從策略的角度看，此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一副頤指氣使的面孔，卻非要嵌上一點悲憤的眉眼，豈不是太不“科學”太不“嚴肅”了？

　　詩歌界的“清除精神污染”從1983年9月一直持續到1984年春天，其間僅在《詩刊》上發表的有關批判(評)文章(包括轉載的徐敬亞的檢查)就達十數篇之多。除“三個崛起”外，在不同程度上被劃入“污染”之列的還包括北島的《慧星》、《一切》，舒婷的《流水線》，楊煉的《諾日朗》，顧城的《結束》等。他們都理所當然地既是“西方資產階級文藝思潮”(特別是“現代派”)的傳播者，又是受害者。對這類批判(評)不能一概而論；但考慮到格局上絕對的“一邊倒”，將其稱為一次小小的“運動”并不為過。奇怪的是，在相鄰的領域，例如小說界，卻不存在一場同步的運動。這似乎從另一角度支持了指導者有關詩歌界是一個“重災區”的判斷。

　　此后一段時間內的詩壇也確實呈現出某種“災區”景象。曾有類民謠將其概括為“革命詩人不吹號，朦朧詩人睡大覺，小花小草咪咪笑”，總之一派平庸。這完全符合運動的邏輯，但也未免失之浮泛。事實上，只要不是僅僅著眼于官方的詩歌出版物，只要把目光從幻覺中的“詩壇中心”或“詩壇中心”的幻覺稍稍移開一點，就會發現廣闊得多的詩歌景觀。所謂“道失尋諸野”，詩歌最深厚、最不可摧折的活力源頭總是在民間，其新的可能性的萌發和拓展，也更多來自民間。當然，“民間”并沒有提供一個現成的詩歌價值尺度，同時對它內部的復雜性，包括它和與之相對的“官方”的某種同構關系，也必須有所充分估計；甚至可以說，在經歷了嚴格的大一統意識形態的長期控制和滲透后，已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民間”。它在當代詩歌中毋寧說是一個借喻，喻指所有拒絕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堅持獨立自主的詩歌立場、致力于詩歌自身的創造、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的邊緣寫作。從“文革”初期到70年代末，從食指、黃翔到后來追認的所謂“白洋淀詩派”，到其時散布在北京、上海、貴州等地的秘密文學沙龍，這種寫作在最初的十年內具有典型的“地下”性質，而“地下”狀態又反過來促成了其由自發向自覺的轉變。它在1970、1980年代之交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通過《今天》等民刊的匯聚和幅射而嶄露頭角，在隨后有關“朦朧詩”的論爭中獲得了內蘊含混的命名，進而更多地經由詆毀者的口舌，大大擴展、深化了自身的影響。在我看來，這種影響的意義既不止于與所謂“官方詩壇”分庭抗禮，也不止于對既定意識和秩序的卓有成效的顛覆；它更是一種啟示，啟示著詩歌的血脈所在和薪火相傳的方式。

　　作為一個熱愛詩歌的人，一個詩歌工作者，我的看法首先來自我的閱讀和交往經驗。從《今天》創刊號上北島和芒克的詩造成的最初沖擊和震撼(那時我剛讀大學二年級)，到來京后與各路朋友無以數計的徹夜聚談，還有什么能比如此織成的紐帶更能體現詩的自由本質，因而更可靠、更值得依賴？昏黃的燈光、劣質的煙草、廉價的高梁酒、低回的背景音樂、嘈嘈切切的語流……每一次聚談都是一次相互砥礪，都是一次語言慶典，一次小小的靈魂節日。它們帶來的是不斷增進的理解、友愛、自信和對詩的敬畏、感激之情。懷著這樣的心情，我讀了楊煉的《禮魂》組詩，讀了江河的《太陽和他的反光》中的若干章節，讀了柏樺的《表達》、韓東的《有關大雁塔》、歐陽江河的《懸棺》、翟永明的《女人》、廖亦武的《情侶》、海子的《亞洲銅》、西川的《起風》……正是這種出入于銳利的詞鋒、在沉入黑暗的郁悶和被照亮的喜悅之間轉換不定、充滿質疑、困惑、盤詰、推敲的閱讀和交流，一點點粉碎著我的詩歌成見和制式教育殘留的美學桎梏，更新著我的視野，鍛煉著我的眼光。我不認為我是在過一種雙重的精神生活：正如一冊友人寄來的、油墨斑斑的《外國詩選》(從中我最早讀到了華萊士·史蒂文斯和塞爾維婭·普拉斯的詩)會讓我陶然沉醉一樣，一首從灰蒙蒙的來稿中突然跳出來的詩，例如于堅的《羅家生》，也會讓我好幾個鐘頭興奮莫名。但換個角度，也可以說我安于某種雙重的精神生活，因為正是在二者的強烈反差中，我一天比一天意識到，當代詩歌中的邊緣性寫作業已形成了自己的小小傳統，并日漸清晰地呈現出自己的生長譜系。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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