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考驗中央權威衡器

　　本報記者 王晶報道

　　印度的經濟學家曾說過，中國經濟能夠比印度發展快，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國政府能將主要精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上，并且具有足夠政府權威。中央與地方的協調一致是保證政府政策得到順利執行的重要保障。但在個別問題局部地區，也存在一些不太協調的地方。許多人稱之為博弈，但這種博弈的一切目的都在于經濟的健康發展。

　　博弈并非對立

　　記者通過這次采訪發現，雖然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存在個別博弈的因素，但這種博弈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立”的關系。事實上，有必要客觀看待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更要適度保護地方政府在當前宏觀調控及今后經濟發展中的積極性，要注意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更好地相互協調。

　　問題在于，當地方政府擁有了自己的利益談判力之后，中央和國務院怎樣完成

　　應當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地方政府在微觀領域內獲得較大的配置資源的權力，于是地方開始成為相對獨立的行為主體和利益主體。而地方政府經濟和財政權力的增加、經濟自主空間的擴展，以及發展地方經濟、增加地方財政收入責任的加重，又進一步創造了地方政府積極主動地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強有力的動力機制。

　　在追求利潤的激勵下，各地想方設法、因地制宜地發展經濟，推進改革。但分利化改革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增強了地方與中央的博弈能力。地方政府有實現獨立利益最大化的沖動，且獨立化程度越高，權威擴散的可能性就越大，其直接后果便是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權威。

　　在這種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中央的政策一些地方不一定執行，或在執行中大打折扣。一些地方與企業聯手，對中央的三令五申置若罔聞。因此，人們看到的是，中央政府一直要求抑制投資過熱，而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資額卻大幅增長。

　　利益并非效益

　　在地方與中央的博弈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權力擴大，對地方政府的監督被削弱。中央放權后，削弱了對地方政府的監督。本地媒體沒有對本地政府的監督力量，不能異地批評，傳媒實際上失去了對政府的監督功能。一些地方自主的權力擴大，財權、物權、人權有越來越多的自主，對中央的政策，有利的執行，沒利的陽奉陰違。面對來自社會的監督力量，有些地方政府往往還打著要求構建

　　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反對中央媒體的異地監督報道，認為異地監督報道成為地方社會不穩定的根源。出現了面對輿論監督群眾叫好、領導阻撓的怪現象。媒體的輿論監督符合事實，又“反映了群眾的呼聲”；但是“某些領導的態度卻截然相反”，公然指責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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