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商業監督的邊界

　　當商業已經成為社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時，媒體的社會屬性和職責，使得媒體對商業活動的監督成為了必然。對商業活動主體尤其是對大企業的守法情況、社會責任、商業倫理等進行監督，無疑是媒體的責任，也是媒體競相關注的熱點。

　　那么，媒體對商業監督的邊界在那里呢？

　　大企業不僅對市場具有影響力，大企業的行為也會對其他中小企業產生示范作用。在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市場環境下，在大企業的采購行為中植入社會責任標準，更將會對中小企業的行為產生深刻影響，如何將《公司法》規定的公司社會責任轉化為具體的商業行為準則，已經刻不容緩。

　　企業的社會責任靠法律指引，但主要靠媒體的監督和行政處罰。從美國的安然到中國的基金黑幕，無數商業倫理缺失，正是媒體揭露社會丑惡的積極例證。個體和群體的社會公德，不是法律能夠解決的，遵守法律是企業的基本義務，也是最底線的義務，但是，遵守了法律的底線，并不代表企業盡到了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環保、尊重消費者和員工權益等，已經成為企業的主要社會責任，對企業遵守法律和社會責任信守的報道，是促進企業構筑社會責任的主要力量。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對企業公德的更高要求，也是企業賴以持續生存發展的基石。

　　媒體的適時有效監督，已經和正在對一些大企業的唯利是圖而忽視社會責任的行為，包括從財務造假、產品造假、缺乏社會誠信、忽視環保和勞工保護等方面產生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市場環境下，探索公眾監督形式的媒體，也在踉蹌中不斷受到干擾和指責。

　　媒體監督不僅受到來自媒體以外的干擾，還受到內部工作人員職業道德困擾。轉型社會存在的社會平衡、法治成熟度的局限，使得任何強勢的外部力量都能構成對媒體獨立性的破壞。

　　媒體在批評聲中不斷地提高和規范，但這些批評所指也并不完全是媒體的責任。

　　媒體天生對引導和塑造社會倫理和價值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因此，社會對媒體及其從業者的社會倫理和價值觀自然寄予更高的要求。

　　對監督者媒體的監督，除了來自市場監督和市場法則的自我淘汰約束，法律是媒體最后的監督。

　　媒體的職業操守靠法律監督，但主要是靠自律。媒體報道可能會觸及企業的利益，損及企業的名譽，也可能給企業帶來負面影響，對于內容不實的報道，對被評論對象的侮辱、不實批評應當給予法律制裁。

　　基于維護媒體監督對民主監督的法律意義，所以法律和社會給予了媒體監督更加寬容的態度。只要媒體的報道不是出于惡意，報道基本屬實，則不應對媒體給予懲罰。對媒體的適當寬容，正是為了鼓勵和保證媒體更加大膽積極地揭露、報道事實真相。如果對媒體過于苛刻，不僅不可能而且將會妨礙媒體的獨立監督。

　　當然，媒體的監督也不能沒有邊界。如果媒體舉著正義的旗幟，不按照正義的程序維護正義，必然會損害到其他人的權益。當媒體失去了獨立而被情感或者利益左右，媒體的公信力必然會迷失。

　　法律對媒體監督的鼓勵，不能成為媒體監督泛濫的擋箭牌。媒體對商業活動的監督，只有基于維護社會正義，報道的主要內容沒有失實，批評、評論的內容基本屬實，沒有侮辱他人，媒體監督就算沒有超越邊界。

　　要保證媒體監督在商業監督中發揮積極作用，就要在制度上保證媒體被訴受理經過嚴格的審查，防止濫訴對媒體和從業人員的打擊。要使對媒體的寬容和保護的原則真正得到落實，應當盡快通過司法解釋，重新配置舉證責任，由對媒體提起訴訟的原告舉證，加重原告的舉證責任，減輕被告的舉證責任和要求，同時對媒體的證據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案件的證據要求，才能使媒體的監督真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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