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衡：印度的啟示 經濟發展還需有序民主

　　權衡

　　目前有關中國和印度比較研究中，人們基本上傾向于認為，與印度相比較，中國經濟增長最成功的就是持續高速增長，而后者則是持續緩慢的低增長；而與中國相比較，印度最大的優勢和成功則是印度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而擁有的民主制度的優勢。筆者認為，對于印度經濟增長和印度民主制度的不同認識和理解，其實都可能會存在一些偏頗。

    印度經濟增長：微觀基礎的活力

　　中印兩國學者試圖都在從不同角度解釋和回答同樣一個問題：即“印度經濟增長失敗了嗎”？但是，純粹從經濟增長速度和總量對兩國經濟進行比較，實際上不能夠真正了解和認識經濟增長的真實情況，尤其會形成對印度經濟增長的誤解。

　　如果從經濟增長的內在結構、增長質量、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增長中的外需與內需、外資與內資、增長的金融條件等方面對于印度式增長進行全面分析，我們發現，印度的經濟增長確實有其非常顯著的特點和優勢。

　　首先，得益于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的企業治理的遺產，印度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的活力和競爭力總體說來比較強。例如，據2003年瑞士洛桑國際開發研究院《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對于主要國家經濟競爭力進行排名比較，盡管中國總體競爭力排在印度前面，但是印度商業效率排在中國前面5位。換句話說,印度商業效率高于中國的商業效率，這主要是因為印度微觀的私營企業充滿活力，并且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印度經濟發展進程中，其公司在規范化管理方面和公司經營信譽方面也比較成功。2002年，《福布斯》雜志對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進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國僅有4家，而且都在中國香港。印度的公司在國際上進行商務溝通的能力和信譽也普遍較好，在軟件與制藥和生物技術方面都有一批在國際上有一定競爭力的著名企業和公司。

　　相比較而言，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微觀企業的競爭力和綜合表現卻不如印度公司好。特別是國有企業仍然處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困境，盡管占用了較多的社會經濟資源，但是卻創造出了并不能夠令人滿意的經營業績。即使是改革開放以后產生的一批私營企業，盡管在經營效益等方面比較好，但是由于受到政府在金融支持等方面的制約，其總體發展仍然比較落后，特別是能夠真正參與全球化競爭的公司和企業還比較少。而且，長期以來由于受到政府干預和保護，企業發展尤其是國有企業發展中缺乏具有創新精神和冒險意識的企業家精神，一個真正的企業家階層尚未形成。

    貧困人口：印度民主制度的尷尬

　　凡是到印度來過的人，第一印象就是街上的乞丐現象，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印度目前的“物質貧困”的含義。直至目前，印度至少還有將近2.7億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以下；另一方面，印度收入差距尤其是城市內部收入不平等急劇上升，即使是最近幾年經濟處在快速增長的時期，直接受益最多的仍然是高收入階層，貧富懸殊進一步在拉大。這往往是印度式增長經常遭到人們質疑的重要原因之一。

　　筆者的看法是，在一個建立在具有廣泛選民參與選舉的基礎上的民主治理的國家里，不應當在長時期具有如此大規模的貧困人口，印度之所以仍然具有如此多的貧困人口，某種意義上可能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本身的問題，其背后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在其實踐形式和手段方面存在的種種弱點和問題，尤其是民主制度在國家宏觀治理方面普遍存在的問題和缺陷是不能夠被忽略的。

　　其實，理解和觀察印度的民主，只要每天早上瀏覽一下當地的報紙，晚上關注一下電視節目，就會發現有關印度政治事件、政黨爭論以及政治討論的話題往往占據較多的篇幅和畫面，而且每個人，每個黨派都“很會講”，其辯論的激烈程度絕不亞于一場精彩的“辯論會”，而關于經濟發展、技術進步、扶持弱勢群體和減貧等方面的討論則比較少。筆者與幾位教授交流了這個感受，他們說，印度首先是一個政治的國家，各種黨派、各種政治觀點、思想等非常復雜，因此整個國家政治氣氛比經濟氣氛要濃厚得多。即使一些有利于國家發展的公共政策也因為不同政黨和不同意見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最終不了了之。筆者感受到，印度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于國家各個層面上的治理深存憂慮。作為對于整個國家發展有利的公共政策，例如有關減貧、消除不平等，廣泛進行民主討論是好事情，但是最后的關鍵還是要實施，要有十分有力和有效的治理和落實措施，否則可能會成為一種形式上的民主權利，實際上異化為權力之爭的工具。

　　印度的朋友告訴我，印度有一種特有的“民主文化”，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民主，你沒有權力指示我這樣或者那樣。筆者不是研究民主問題的專家，但是對所謂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民主”這種說法不能夠理解，也不能夠贊同。因為，民主也要依靠法制，換句話說，民主也有秩序，需要促進社會效率。如果每個人有一套民主的標準，人人按照自己的民主去行為，那有什么效率可言？經濟學中有一個學派叫公共選擇理論，其中講到了民主與效率的關系，最后的結論就是“民主往往無效率”。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民主制度呼吁正確的實踐手段

　　實際上，關于民主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民主與發展的關系，已經有大量的學術文獻對此進行了十分深入的討論。市場經濟是一種效率經濟，依靠各種要素共同參與，平等競爭，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效率；但是市場經濟也是一種法制經濟，需要一種秩序和規范約束利益主體行為，因此，市場經濟的效率和法制是內在統一的。講效率、講法制，必然要講民主。但是民主不應當是沒有秩序、沒有規范的“人人都有個人自己”的民主，這會導致社會無序和低效，導致重大發展政策的曠日持久的爭論和最后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絕不能夠成為政治斗爭和權力爭奪的犧牲品和工具。當面對貧困、面對發展落后以及人們急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的社會背景下，更需要發揮議會民主和選舉制度的積極作用，真正實施和科學運用民主的手段，讓民主的光芒真正照耀在貧困人口和社會進步上。需要強調指出，筆者并不是懷疑印度的政治民主制度，而是懷疑印度所謂“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的實踐形式和方式，是否應當為今天所謂“印度式”的經濟增長的長時期緩慢以及市場化改革遲遲不能完全順利推進而承擔一定的責任呢？(作者為上海社科院研究員，目前為印度尼赫魯大學訪問學者)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