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調準備金率：符號價值大于實際意義

　　央行日前發布公告，自8月1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已是今年第二次上調準備金率了，貨幣當局發出了明確的緊縮信號。

　　然而，此舉也僅僅是信號而已，符號價值遠遠大于實際意義。調整準備金率，因其迅速收放銀根的乘數效應，一向被視為貨幣政策的“巨斧”，然而在我國，這把“巨斧”其實只砍向了空氣。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我國商業銀行不僅繳存法定準備金，而且還主動向中央銀行繳存超額準備金，據央行統計數據，6月末全部金融機構超額準備率為3.1%，這意味著央行上調準備金率的幅度必須超過3.1個百分點，才能真正達到凍結商業銀行資金的目的。

　　明知小幅上調準備金率收效甚微，但央行仍不得不以此舉表明態度。今年上半年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為21.53萬億元，同比增長15.24%，人民幣貸款增加2.18萬億元，同比增長7233億元，已達全年新增貸款目標的87%。在央行看來，“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過多、外貿順差過大”等問題必須抓一抓了，而3.1%的超額準備率則顯示，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近萬億資金上存央行吃利息，并未用于放貸。

　　從央行上半年貨幣政策操作來看，除公開市場工具外，還動用了貸款利率、窗口指導、央行票據、準備金率等工具，但各項經濟運行數據并未如央行所愿。流動性過剩與信貸膨脹并存，只是金融非正常運行的表現之一，其實質是金融體系內外平衡出現了問題。就內部平衡而言，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通道不順暢，直接融資比重過小、民營企業貸款難等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就外部平衡而言，巨額外貿順差給央行造成了被動的貨幣供給壓力，今年上半年貿易順差同比增長54.9%，6月末外匯儲備余額達到9411億美元，同比增長32.37%，人民幣面臨進一步升值壓力。

　　解決內部失衡問題，無法繞開利率制度改革；解決外部失衡問題，無法繞開

匯率制度改革。在當前利率制度下，全社會資金高度集中于銀行系統，形成了事實上的資金壟斷，而銀行系統效率極其低下，缺乏甄別信貸對象、管理信貸風險的能力與動機，入得銀行法眼的企業，投資饑渴，不入銀行法眼的企業，資金短缺，由于民間利率遠遠高出官方利率，尋租活動不可避免，資金配置效率十分低下。在當前

匯率制度下，貿易順差積累的外匯集中到中央銀行，央行一方面被動加大貨幣投放，必須發行票據進行對沖，一方面又須將外匯投資保值，而同時外資又大量流入中國，形成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奇特現象。

　　上調準備金率，對央行而言也許是“總得做點什么”心態下的無奈之舉，我們對此不宜過分苛責。其實貨幣政策只能解決總量問題，而我們面臨的主要是制度問題和結構問題，將

宏觀調控重任完全壓在央行肩上是不可取的。值得警惕的倒是流行的謬誤和廉價的吹捧：上調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就聲稱“凍結了商業銀行1500億資金”，罔顧近萬億資金早已被商業銀行自愿“凍結”的事實；連續調整準備金率，就贊為“小步調整、循序漸進”、“與美聯儲不斷小幅加息的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匆匆定性為“軟著陸”，卻視而不見“窗口指導”在控制信貸規模中的關鍵作用。

　　今年上半年GDP增長10.9%，其中第一季度GDP增長10.2%，第二季度則達到11.3%，貨幣當局很可能據此判斷經濟過熱。如果僅從速度上看，的確有過熱之嫌和調控必要，而從結構上看，投資熱、出口熱、消費冷的格局并未改變，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之類總量政策并不是一服對癥之藥。從戰略全局和長期發展角度視之，“投資熱”是我國城市化和工業重型化必然產生的現象，“出口熱”則是我國加工貿易特征和“世界工廠”地位的反映，如果片面壓制投資和出口，不僅我國比較優勢將喪失殆盡，而且發展戰略也將徹底打亂。如何認識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如何在“自由放任”和“一調就靈”之間尋覓中道，仍是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