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樣看待我國低工資問題

　　方栓喜

　　如何正確認識我國的勞動者的低工資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都保持著比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近幾年來，每年的GDP基本上都超過了8%的增速。然而，經濟的高增長并沒有帶來工資的顯著變化，工資的增長幅度低于GDP的增長幅度。據統計，我國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1989年為16%，在其后的10多年中又略有下降(參見國家統計局相關統計數據)。

　　事實上，一方面要看到，這些數據本身還未必能夠完全反映出真實情況。許多勞動者的勞動所得并沒有完全反映在國家統計的工資內，一些人還有額外的勞動收入，一些并不在單位工作的個體勞動者的勞動報酬還不包含在這里面。另外，我國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非常明顯的國家，幾億在農村耕作的農民也獲得勞動收入，但并不統計在工資總額中。如果這些情況都能反映出來的話，勞動者工資狀況并沒有這些數字中反映出的情況那么差。

　　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勞動者的工資率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或者沒有上升這個判斷，是基本符合實際的。

　　形成我國長期低工資及低工資率的原因是什么

　　為簡化分析，大致可以將GDP分解為三大塊:一塊就是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一塊是資本所有者所得，一塊是國家的財政收入。近幾年來，我國的資本形成率和財政收入增長均超過GDP的增長。雖然整個“

蛋糕”在做大，但是后兩塊切走“蛋糕”的份額更大，勞動者所得比例自然會縮小。

　　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際進程看，這種格局的形成有獨特的時代背景。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國正處于工業化的中期，確切地說是重

化工業加速發展的階段。在這樣一個階段，資本大規模形成和積累有其客觀必然性，無論是自身的資本積累還是吸引外資，都以較高的資本報酬為前提。作為一個轉軌國家，在改革初期，我國曾一度出現過整個國家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情況，政府財力單薄不利于國家的

宏觀調控能力和再分配能力的提高。由此，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不斷調高了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份額。

　　低工資率有沒有一個臨界點但是，勞動者工資率不斷降低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化是有一個臨界點的。如果超出了這個臨界點，正面的因素就會變成負面的因素，甚至危機的因素。有可能使我國經濟增長突然停滯、甚至陷入傳統市場經濟國家生產過剩的危機。由于我國靠資產收入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人還是工薪階層，憑勞動報酬生活。資本的快速積累和資本所得份額增大會大大加速貧富差距的形成。一方面，富人的消費遞減傾向，使其消費增長速度趕不上其收入增長的速度，另一方面，窮人有消費需要但無支付能力。這樣就會導致國內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沒有最終消費做支撐，投資越多問題越多。

　　有人說，從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看，我國已經成為收入分配差距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但是為什么現在還沒有出現過剩的危機？事實上，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外開放戰略。我國去年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世界第一，可以向海外大量輸出商品，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內需不足的壓力。

　　但是如果把經濟增長的動力繼續寄托在開拓國外市場上，前景就變得相當不確定，國際市場變化的影響因素相當多，相當復雜。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本身已經很高。國際市場一旦出了問題，就可能會造成我國許多企業連鎖倒閉的現象，進而造成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紊亂。這就是我們最近幾年為什么總擔心投資過熱的深層次原因。大家只大干快上，將來生產出來的東西賣給誰？還是靠本國內部消費需求增長來支撐整個國民經濟快速增長要穩妥得多。而啟動國內消費，首當其沖就是盡可能地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改變低工資的政策著力點在哪里有人說，政府要積極干預勞動力市場，干預勞資關系，比如規定最低工資線并使企業嚴格執行。如果用政府的強力來干預初次分配，往往得不償失。一方面會出現資本外流的現象，另一方面即使資本不外流，企業也會傾向于減少勞動供給，就會使我國本已經嚴峻的失業問題雪上加霜。也正是由于失業的大量存在，或者說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才使得工資率很難上漲。作為政府有一個選擇，就是我們要一部分職工的高工資，但是有更多的失業人口；還是要多數人的低工資，但是更少的失業人口呢？很顯然，失業的勞動者更值得關注，他們的景況比工資低的就業者情況更加糟糕。失業等于沒有收入，失業本身更意味著收入分配格局的惡化。

　　因此，在初次分配領域，政府應當跳出“分配”看“分配”，主要改變政府過多干預微觀經濟的做法。放手發展中小企業，加快投資體制改革，鼓勵各類民營經濟，包括個體戶創業。在許多國家，為鼓勵就業，這些企業的產生只需要注冊一下就可以運行了。對個體戶和微型企業，由于主要是為養家糊口而做，往往被免于征稅。如果政府能夠以最大限度地促進就業為第一目標，消除各種不利于就業的制度性因素，收入分配格局就會真正得到優化。在比較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才會有穩固地增加，工資率自然而然會穩步增長。

　　在初次分配領域，還有一個事情也很重要。由于政府過多地關注社會穩定因素，企業主過度關注利潤問題，而工會往往不是執行政府的政策，就是成為企業經營管理層附屬物。還有一些民營企業根本就沒有工會組織。這削弱了勞動者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使得一些企業拖欠職工工資，拖欠農民工工資很難得到解決。因此，面對利益多元化的現實，我國現行的工會制度迫切面臨轉型。

　　除此之外，改變勞動低報酬狀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國家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即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向低收入群體的傾斜力度。

　　近些年來，我國教育和醫療衛生方面的問題凸顯，不僅沒有很好地體現對困難群體的關照，反而成為了他們的負擔。社會保障制度的初衷是因為有困難群體的存在，但是現行的制度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如果政府能夠把為老百姓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作為自身的主要職能，構建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公共服務體制，就可以在再分配領域真正發揮積極的作用，分好“蛋糕”。這樣才能夠真正使廣大老百姓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才能夠使市場化改革獲得更為廣泛的社會支持。

　　(作者單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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