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特約評論員 王琳

　　物權法這一備受關注的法律草案于前日再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進入五讀程序的草案修改稿堅持了第四稿中對國家、集體和私有財產平等保護的原則，明確規定“保護國家的、集體的、私人的合法權益”。不少媒體據此分析認為，中國人的私有財產在幾經修改的法律草案中取得與公有財產平等的地位，由此結束了先“公”后“私”還是先“私”后“公”的爭議。

　　如果與日趨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相聯系，并正視立法博弈日益深化的現實，我們仍應對“公”產“私”產的保護孰先孰后是否“結束”保留幾分懷疑。僅就媒體公開的幾處變化而言，第五稿并未給人多少驚喜。公、私財產“平等保護”雖然成為這部顯然屬于“私法”領域的法律草案所要堅持的原則，但這一原則能否在整個法律文本中得到協調一致的貫徹，還需察看具體條款。由已知的信息分析，讓“私產”成為“恒產”、進而實現“有恒產者有恒心”立法要旨并不令人樂觀。

　　以眾所關注的房產“70年大限”為例，我們知道，在現行土地制度下，我們的房產所依附的土地被設置了最長70年的期限，根據《房地產管理法》，土地使用權的續期必須重新批準，重新繳納土地出讓金，否則土地使用權及其附著的建筑物，都會被政府無償收回。試想想，我們花了大半輩子的積蓄所買下的那套私宅，即便手中拿到了精美的房產證，也不代表于此不動產上獲得了永久的“物權”———我們擁有的只是房屋的產權和附年限的土地使用權。

　　民眾關心審議中的物權法，并對這一宣示要實現“恒產”的法律賦予了諸多期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關注私有房產的命運。而正在審議中的草案實質上只是重復了《房地產管理法》的相關規定，“私人在購得房產70年后，可通過向國家交納土地轉讓金而繼續使用。”至于交多少、怎么交、交了也得不到使用權如何尋求救濟等等具體程序，草案依然語焉不詳。或許立法機關的這一辦法是囿于現行體制的務實之舉，但一味的“拖”顯然并非解決之道。在“交納土地轉讓金”的具體程序、費用及救濟方式等制度設置之外，“公共利益”的界定等核心議題也依然留白。這也意味著，即便在“70年大限”之內，我們的私有房產也未必牢固可靠。因為在現實體制之下，作為公權力機關介入公民的土地使用權的合法理由便是“公共利益”。問題的核心正在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現實中屢屢發生的以“拆遷”為名公然侵犯公民財產所有權，大多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一些地方把經濟開發區的建設、招商引資項目甚至房地產開發和商業性的城市改造都當成了“公共利益”。當“公共利益”在事實上成了政府可以任意裝扮的“孩子臉”時，公民的財產權保護便只能毫無選擇地依賴當地官員的道德情操，而非現有的法律制度。

　　國外法律也大多規定國家征用土地必須出于公共利益目的，對于公共利益的范圍，多數在法律上予以明確限制。如日本的《土地征用法》就規定，凡因國防、公益、公立學校、鐵路、電信、水利、災害防治等方可征用土地，其征收程序也十分細致。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胡康生昨日對媒體稱：“在不同領域內，在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情況相當復雜。對這一問題，全國人大法律委建議由有關單行法作出規定為宜。”言下之意，顯然是想借鑒日本的立法模式，把“公共利益”這道難題交給未來的《土地征用法》來解答。

　　在立法技術上，這樣的安排并不難理解。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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