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兩個人走到一起，你有一輛大奔，我有一捆小白菜，我們怎么進行“帕累托改進”？難道說我們開著你的大奔一起去賣小白菜？

　　□文/縹緲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以上這些內容，選自《易經集注》，由于孔夫子在《論語》中的“征引”，因此成為中國國學文化的著名論斷，是盡人皆知內容。釋成現代漢語，它的大意是說，錢財這個東西，非同小可——如果沒有錢財，天不成其為天，地不成其為地，人不成其為人，帝王不成其為帝王，總之一句話，“一碗粥養活淮陰侯，五羊皮賣死秦宰相”，你沒啥都不相干，但是你不能沒有錢。呵呵。

　　當然，再進一步的問題是，有錢也不是有了一切；你還要盡可能地“均富”，因為天下的錢財總是有限的，如果窮人太窮，富人太富，天下就不太平。

　　我的問題是，窮人的窮，與富人的富，是否存在內在的關聯關系？也就是說，貧與富，說到底，這是政治問題，還是經濟問題？

　　遠的不提，19世紀末期，

　　帕氏在研究英國人的收入分配問題時發現，絕大部分社會財富最終總會流向少數人群；他還發現，某一部分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與這一部分人所擁有的財富的份額具有比較確定的計量經濟關系；進一步的研究證實，這種不平衡模式可以重復出現，甚至可以預測。經濟學把這一社會財富的分布狀態，稱為“帕累托分布”。

　　帕累托分布可以歸納為一個非常簡潔的表述：通過市場交易，20%的人將占有80%的社會財富，如果交易可以不斷進行下去，那么，“在因和果、努力和收獲之間，普遍存在著不平衡關系，典型的情況是：80%的收獲來自20%的努力；其他 80%的力氣只帶來20%的結果”。丹尼爾·貝爾在《帕累托分布與收入最大化》中進一步敘述到：“如果待分配的財富總量是100萬元，人數為100人，那么我們會有這樣一組對應的分配比例：排在前面的20個人，分得80萬元；同理，這20人中的4個人，分得64萬元；4個人中的1個人，分得50萬元。”

　　如果我們把這些數據用數學公式簡單處理一下，就會顯示一條收縮中的“財富曲線”以及一條發散中的“貧困曲線”。它的最終走向，是必然會“清零”的，也只有如此，“財富”中所包含的生產力因子才能重新釋放出來。

　　帕累托分布從經濟學角度論證出，社會分配的“絕對的失衡”必然導致“絕對的貧困”，甚至導致“宗教末日審判”的來臨，除非我們可以通過政治手段，人為地阻止財富向高端不斷聚集，否則，貧富雙方的利益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窮與富之所以最終會成為政治問題，就是因為誰都不會承認自己“天生就是窮骨頭”，如果貧富的鴻溝注定要被憎惡所填平，那么人類對待自己同胞的野蠻史，就會是一部與文明的演進如影隨形的漫長的悲劇。

　　最近有人說，中國改革的問題，“不是由于富人太富，而是由于一般人太窮”。其實此言差矣。

　　所謂“富人太富”與“窮人太窮”，本來就是一個問題：“一人鼎食，必有數人受其饑者；一人華服，必有數人受其寒者”，窮人的窮與富人的富，存在著彼此消長的“互補”。

　　由此我們知道，僅僅依靠自由市場，無法超越市場自身的利益束縛，解決貧富的兩極分化，也正是因此。在帕累托之后，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帕累托改進”——聰明些的人們開始進行設想，如果沒有人的情況變壞，而至少有一個變壞的人的情況再變好，或可逃脫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分配困局？

　　然而可惜的是，時至今日為止，那些想改進“帕累托分布”的人大多以失敗而告終。事實可以證明，人類追逐利益的行為是非常復雜的，其中有分工也有合作，存在著種種復雜的利益關聯。如果我們回到亞當·斯密，我們就應當承認，對于人類社會行為中的“政治”，我們還欠缺更為深入的了解。

　　合作可以作為分工的補充，但卻無法作為公平的補充。如果沒有道德的共識與公平的約束，那么，所謂的帕累托改進就沒有可以“改進”的均衡基礎。比如，兩個人走到一起，你有一輛大奔，我有一捆小白菜，我們怎么“改進”？難道說我們開著你的大奔一起去賣小白菜嗎？

　　當然，今天的我們已經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也曾有過很多有趣的“帕累托改進”，有專為富人改的，有專為閑人改的，也有專為太太們改的。但是，任何成功的“改進”，都是有條件、有代價、有補償的，需要參與改進變量中的“合作各方”相對以誠，別玩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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