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

　　中國經濟的宏觀調控之所以是一個難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如果把每個方面的原因都看成是一個約束條件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過多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中國的宏觀調控很難找到一個最優解，從理論上講，一個問題的約束條件越多得到最優解的可能性越小。中國“轉型加發展”的國情決定了這些約束條件的復雜和微妙，從某種意義上說，宏觀調控的手段是由現存的制度安排決定的。

　　一些經濟學家鼓吹宏觀調控應該采取市場手段，還有一些經濟學家鼓吹宏觀調控應該采取行政手段，當然，折中者也有不少。但是我要說，經濟學家的責任不是把某一種宏觀調控手段單獨羅列出來，然后論證采用這種手段會有什么好處，不采用這種手段會有什么壞處；經濟學家的責任是對各種可能的宏觀調控手段進行綜合的比較分析，講清楚每種手段的長短和利弊，然后由政府的相關決策者決定到底采用哪種手段。經濟學家只根據自己掌握的經濟學知識進行合理的解釋和預測，而不是極力鼓吹某一種手段多么有效。

　　不管是采用行政手段還是市場手段，中國的

宏觀調控很難收到百分之百的效果，這是因為每種手段的作用空間太小，甚至于手段之間的作用相互抵消。這就好比劃龍舟，只有大家同時向一個方向使勁，合力才會最大，如果各個方向都使勁的話，船就可能原地打轉。

　　以此次央行加息為例，雖然提高貸款利率可以抑制投資需求，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提高儲蓄利率會減少消費需求，從而會使絕大多數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這跟啟動內需的目標相悖。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指出，當下中國宏觀調控的特征是：中國不大可能依賴正統的穩定政策來遏制投資過熱，在試圖對一個失控的經濟恢復控制的過程中，中國的中央計劃當局要比中央銀行重要得多。這個特征決定了中國宏觀調控更多仰仗于行政手段，而更少倚重于市場手段。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財政分權下的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主要是政治激勵和經濟激勵決定的。不管是政治激勵還是經濟激勵，最終都體現在GDP上，最終都表現為地方政府唯GDP馬首是瞻。地方政府的投資熱內生于財政分權發展體制，這一體制本身的弊端不可能通過宏觀調控就能從根本上解決，但在沒有找到針對這一體制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前，行政手段的宏觀調控對解決這一體制的弊端是不可或缺的。

　　中國的宏觀調控根本不能跟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調控進行類比，這是由我們的國情決定的。不同的交易屬性需要不同治理結構，同樣的道理，不同的組織方式需要不同的調控方式，這或許就是中國的宏觀調控手段在行政和市場間徘徊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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