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速超過10%，而且信貸也呈現出高速增長，盡管有的經濟學家對于統計數字的準確性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但緊縮仍然成為了關注點。當然，過熱與否之后的關鍵問題在于，人們對中國經濟下一步的走勢仍然感到不確定性，而這與更為深層次的原因緊密相關。

　　以上問題亦成為國際視野的焦點。為此，本期特別刊發美國重要的智庫機構——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對中國經濟的解析。

　　其中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是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1977年至1981年曾經擔任美國

　　季北慈(Bates Gill)為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費和中國研究(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講座主任。季北慈博士曾在布魯金斯學會擔當研究國外政策的高級研究員，并曾擔任該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Lardy)為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同時也被認為是世界頂級的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專家之一。拉迪博士于1995年至2003年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任外交政策研究項目(Foreign Policy Studies Program)的高級研究員。

　　德瑞克·米切爾(Derek J.Mitchell)為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領域亞洲部分的高級研究員。米切爾先生1997年至2001年曾任美國國防部亞太事務的特別助理。

　　文/弗雷德·伯格斯坦 季北慈

　　尼古拉斯·拉迪 德瑞克·米切爾

　　中國幾乎保持三十年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2005年的真實人均產值是改革伊始的1978年的九倍。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真實人均產值在同期內只增長了百分之十。經過對200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上浮修正，和對2005年的產值的初步估算，按照目前的

　　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取得輝煌成就的五個主要因素是：迎合市場的驅動，開放貿易和外來直接投資，高儲蓄和投資率，勞動力的結構轉換以及重視基礎教育。

　　然而，展望未來的五到十年，中國是否能繼續快速發展，并將在全球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呢？

　　一

　　● 加大的收入不均

　　經濟改革為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時，收入不均的加大令人關注。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收入不均水平處在世界最低的行列。

　　25年后，收入不均在各個方面凸現。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由于機會大增，與遠離城市的農村地區的收入差距增加。在城市，國家控制的工資體系已經不復存在，從而使得有著良好教育和技術的人同那些人力資本稟賦欠佳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加大。沿海和內陸地區也開始有了差距，因為全球貿易的參與，令鄰近港口的城市的投資和工作機會增加。在內陸偏遠地區，由于較高的運輸成本，在出口工業方面處于劣勢，工作機會和工資的增長緩慢。甚至改革前就較大的城鄉差距，如今更加巨大。中國的收入不均的整體水平目前雖然比不上阿根廷、巴西或者智利，但已明顯超過了印度、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亞。

　　在19世紀80年代早期，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人們消除了對收入不均的擔憂。而現在即使快速的經濟增長減少了農村生活在貧困線下的90%的人口，收入不均惡化的憂慮仍未消除。因而，政府開始優先制定政策，加快農業收入增長步伐和滯后的內陸省份的經濟發展。

　　然而短期來看，此類政策并不能減少收入不均；相反，收入不均的加大有可能再持續十年時間。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收入不均通常在經濟發展早期加大，而當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才開始下降。而中國要十年后才能達到這個水平。

　　盡管收入不平衡加大，但由于“水漲船高”，窮人的實際收入在改革期間仍增長迅速。如果經濟增長仍然強勁，中國社會中最窮的階層的收入將會有大幅的增加。如果這能成為事實，收入不平衡將成為社會不安的主要原因和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的的可能性不大。

　　● 迅速的都市化、失業和變化的勞動力市場

　　目前中國的都市化進程在歷史上前所未有。中國的都市人口在過去的十年驚人地增加了2億——是美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這就導致了對城市住房、交通、供水和排水系統等其他城市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在2005～2006年，政府花費在城市供水系統上面一項就達到了1200億美元。然而，即使有這么巨大的投資，中國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目前提供地方污水治理。

　　中國同時在努力為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就業機會。這個挑戰來自兩個方面。第一，人口的自然增加和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導致城市勞動力供應的持續大量增加。其次，集中在城市的國有企業的重整和縮編，使下崗人數劇增。結果，即使根據官方的數字(這個數字僅包括城市地區和部分尋找工作者)，在2005年已經飆升到840萬，一個破紀錄的水平。來自中國經濟學家(比如胡鞍鋼)的獨立評估，運用了類似于市場經濟國家的測算方法，表明在近年來，中國的城市失業率已經達到11%到12%，幾乎是官方數字的三倍。據此推算，城市失業人口實際上可能在2000萬到2500萬之間。

　　當城市化是個主要挑戰時，它也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來源。在勞動力需求方面，在不動產，包括寫字樓、商業場所和私人住宅上的投資，正在和持續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在供應方面，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工人的生產力比農民高16倍。因此，隨著移民的增加，經濟增長也將被大大推動。

　　當然，城市化的步伐仍然需要控制。在相當程度上，現代產業部門中更高的生產力意味著對每個工人更大的人力資本投資。隨著資本的累積，現代產業部門吸收農業工人的能力在短期內將遇到瓶頸。這是因為政府只是部分放松了居住地的控制，到目前為止，這樣就預防了大量城市貧民窟的出現，而這正是拉丁美洲和南亞在近幾十年遭遇到了的問題。這種政策應該繼續會起到這樣的作用。

　　●中國對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增長的需求

　　就人均來說，中國的大部分自然資源都不豐富。例如耕地的人均面積，只有0.095公頃，比世界平均水平低60%；人均水資源比世界平均低75%；人均主要礦物資源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唯一中國人均較高的重要的自然資源是煤炭。

　　欠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迅速持續的增長，令中國對進口的依賴加大，以滿足對石油和其他眾多自然資源的基本需要。在1995年到2005年期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增長了80%，盡管國內的石油生產增長緩慢。中國幾乎一半的石油需求需要通過進口滿足。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中國的石油需求只占全球的不到10%，卻占2002年至2004年世界新增石油消費的逾三分之一，實質上增加了全球市場價格上升的壓力。

　　早些時候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例子證明，嚴重的資源束縛并不一定阻礙經濟的迅速和持續發展。只要全球經濟繼續開放，對經濟增長必要的原材料和資源可以通過進口滿足。實際上，2004年中國的能源和其他主要產品的凈進口額只占GDP的4%，低于日本和中國臺灣19世紀60年代中期經濟開始高增長時的5%，更比70年代末期能源價格飆升時的它們的一半還低。

　　然而中國面臨著另外的問題，那就是不僅僅來自經濟增長對基本能源和礦物資源的迅速需求，更重要的是，來自于效率不高的資源利用。例如，中國單位產值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多。2005年，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但主要能源的消耗高于美國的一半。

　　2005年7月6日，中國國務院發布了一個特別的文件，呼吁為保護能源、水資源和原材料采取一些新的措施。這個新提議的潛在的前提是如果資源利用模式沒有重大的改變的話，中國將很難保持經濟增長的步伐和提升清潔和健康的環境質量。國務院的報告使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04年底的一些建議得以實施。例如，中國應該采取能源節約政策和科技，以使到2020年，中國的經濟產值增加三倍，但同期的能源消耗只增加一倍。同樣的目標在2005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建議書中也得以體現，呼吁到2010年，單位能耗比2005年下降20%。

　　雖然一些人認為這個目標難以實現，但應該看到自從改革開放，中國已大幅削減了單位能耗。與1978年相比，到2004年中國在相當于一噸標準煤的能耗上，產值達到了3.5倍。這意味著在經濟活動中，能源的消耗量每年遞減4.9%。幾乎所有的這些改善反映在能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上，而不是包括在產值中的某些產品需要較少的能源生產的緣故。因此，盡管中國現在的能源效率較低，但隨著時間推移改善的前景還是樂觀的。

　　而對能源效率提高趨勢的最重要的挑戰，是能源價格政策。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刺激90年代的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國逐漸提高國內原油和提煉產品的價格的政策。到1998年6月，國內和國際價格的并軌完成：國務院采取了一個合理的政策以國際價格為國內原油定價，不再允許對零售層面的提煉產品提供補貼。

　　然而在2004年，全球原油價格開始飛漲，政府又修正了這一政策。國內原油仍然按照國際水平定價，但是零售價格的上升受到限制，從而使提煉產品的消費者與上升的國際原油價格絕緣。例如，在2005年的頭九個月，全球的原油價格上漲了五分之三，中國僅將三分之一的增長轉嫁到了提煉產品的價格上。這樣一來，2005年末中國提煉產品價格處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水平——大約比美國低三分之一，而美國又是在發達工業國家中最低的。

　　因此價格政策帶來了扭曲。中國的能源公司仍然為原油在支付很高的國際價格，但是卻不能轉嫁增加的成本，他們的利潤空間嚴重縮水。到2005年中，他們開始以在價格遠比國內市場高的國際市場上大量銷售提煉產品作為對策。最終，政府不得不為加工企業提供補貼以補償他們在國內市場銷售產品帶來的損失。例如，中國最大的石油加工企業中石化，在2005年末收到了12億美元的補貼。

　　除非中止隔離國際國內價格的政策，中國不可能繼續不斷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趨勢。另外，要對少數的虧損的國有企業實施嚴格的預算限制。這些公司需要遵守市場的規則，要對市場價格和盈利算計變得更加敏感。

　　● 農業挑戰

　　中國只擁有世界7%的耕地面積，然而要養活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絲毫不奇怪，糧食安全長時間困擾中國領導層，不只是從1949年，從帝國時代已經是這樣。按照WTO農業協議，中國在管理農業部門方面的挑戰正在加大。

　　中國的領導者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經濟上缺乏效率的糧食自給的傳統目標，轉而加大了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在一定層面上，這個戰略取得了成功。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例如大豆和棉花(中國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上幾乎沒有任何優勢)的凈進口國。中國也成為一個大的高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的商品，比如園藝、動物和水產品的凈出口國。但同時，農業部門間的收入不平衡也急劇增加。兩倍于農業平均收入的人口在2000年到2004年間翻了一番，但農民脫貧的步伐也緩慢了很多。

　　● 財政挑戰

　　與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中國的財政狀況似乎不錯。政府的預算赤字在過去的四年平均低于GDP的2.5%，在2004年甚至只占1.5%。同時，2004年底的政府債券余額只有35000億人民幣。這只占GDP的四分之一，相對于美國的超過五分之三，并不算大。

　　然而潛藏在表面下的財政真相是國家累積的大量的隱藏的財政債務，這包括：省級和省級以下政府的負債(這些債務并不包含在上面的總數中)；以及1999年政府創立的為了處理巨大的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負債；以及仍然記在國有銀行賬上的不良貸款；以及國家養老金的“空賬”債務。即使沒有最后一項，2003年底的這些潛在的債務大概在10萬億人民幣左右，相當于當年GDP的85%。這些債務遲早要被償還，因此對中國財政的穩健狀況能否持續打了個問號。

　　避免財政困境，仰賴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長期來說，中國必須保持過去十年穩定的稅收和GDP的增長比例。在不增加政府預算赤字的前提下，一方面，這是政府為增加提供社會和其他服務的預算需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為了償還更多的政府債務利息的需要。第二，中國的銀行必須迅速加強它們的信用文化和利潤，做到用自己的利潤抹干未來可能出現的壞賬。如果中國想要維持目前穩定的財政現狀，銀行就不可能再像過去幾年那樣頻繁求助于國家資本的注入。

　　● 社會政策

　　主要的社會挑戰包括健康醫療、教育、失業保險和養老金。傳統情況下，很多社會服務由國有企業提供。

　　但前十五年的改革已經打破了這套體制，市場的壓力令許多國營企業倒閉，或者迫使他們放棄“辦社會”的職能。因之，政府開始尋求其他提供社會服務的選擇機制。例如從1996年開始，一套新的養老金制度被引入，覆蓋了所有的城市工人，不僅僅是那些國有企業的工人。另外，在2002年，政府開始通過農村合作醫療計劃緩解農村醫療服務體系的實質性崩潰問題。然而，這些社會服務提供機制發展得并不平均，令許多失業者游離在新的社會保障網之外。

　　這種情況在醫療方面尤為突出。1980年至2004年間，直接通過政府預算支付醫療費用的比例由36%下降到17%；同時，通過企業健康保險計劃支付的比例由43%下降到27%。直接的結果就是由病人自己支付的費用由整個費用的21%上升到56%。在這些年間，醫療費用開支大幅增加，個人支出承擔了增加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后果就是醫療服務的獲得變成了不斷加大的不平等。

　　然而，即使這種嚴峻的挑戰也可以被化解。中國在醫療上的總開支占GDP的不到6%——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要低，并且政府在此方面的花費只占預算支出的不到5%。適當地增加后者的比例可以穩定居民從他們的可支配收入中墊付的比例。并且，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增加醫療預算開支的政策，和其他社會政策一起，與國家的向更加由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宏觀經濟目標是一致的。

　　二

　　然而，除了以上所說的問題之外，即使那些促成經濟增長的因素仍然會在未來的十年持續，中國在持續發展上仍面臨三個重大的挑戰。它們是：第一，完成國企改革；第二，發展更高效的資本分配機制；第三，完善宏觀經濟政策，以減緩經濟波動(這些波動是以往高增長時期的顯著特征)。如果在這三個意義重大的方面進步欠佳的話，中國可能無法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步伐。

　　關于這點，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的教訓。直線的經濟增長預測很難有保證，尤其是在時間跨度較大的情況下。例如在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經常被描繪成一個來臨的經濟巨人。但是，日本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了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超過十年的經濟停滯。結果，日本的經濟規模相較于美國和日本占全球貿易的份額大幅縮水。

　　中國已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有所進步。由于民營、合并和破產，國有和國家控股的企業數量從十年前的30萬個減少到了今天的15萬個。與此同時，這些企業的雇員也減少了40%(大約4500萬)。減少主要集中在國有制造行業，大約80%的工人(2500萬)失去原來的工作。但同時，大部分留存的國有企業的生產力和盈利水平顯著提高。然而也有少數企業入不敷出。

　　第二個基本的挑戰是發展出一個更加有效率的投資資源分配機制。我們由過去的十年產生邊際單位產值的資本成本的上升，以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生產力的改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出現下滑，可以了解到這個挑戰之大。這些趨勢有可能由這段時期明顯上升的中國的投資率推動；到2005年，投資率已達到GDP的40%，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可比的經濟增長時期的最高的投資率還要高。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比不上這些國家和地區高投資率時的增長速度。這就表明中國的金融體制在資本分配上缺乏效率。正如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學家馬丁·沃爾夫所說：“令人吃驚的已不是中國的發展速度如何迅速，而是怎么會這么慢�！�

　　盡管各方面的敦促聲不絕，這方面的進展仍然有限。中國在十年前建立了股票市場，但是并未能做到在各個公司產業間有效分配投資資金。即使在2004年中實質性停止新股上市之前，近年來通過國內證券市場籌集的資金仍不到全部投資的5%。很多證券公司實質上破產，中國在發展市場驅動的上市程序、機構投資者以及其他對于一個良好運作的股市必要的制度安排方面，做得也不夠成功。公司債券市場發展緩慢，盡管十年來官方一直信誓旦旦要大力發展。

　　銀行仍然扮演投資者的主要角色。儲蓄通過銀行作為中介轉化為投資。盡管國家已經大規模注資三家主要國有銀行，使他們看來有不錯的資產平衡表，銀行在商業化改革方面的進展并不盡如人意。他們有著很高結構成本，風險評估技術也比較有限，并且深受腐敗的困擾。這樣一來，銀行的盈利能力欠佳——尤其是那些沒有被政府注資的并且仍要向不良貸款提供支持的銀行更為嚴重。

　　中國領導層目前允許將銀行的少量股份售賣給國外戰略投資者，是一個良好的跡象。但也許需要幾年時間，這個戰略才能對銀行的經營狀況產生明顯的促進。

　　最后，即使對于中國的持續迅速的經濟增長前景持樂觀的態度，必須承認目前增長也存在很大的變數。中國領導層在如何制定靈活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減輕宏觀經濟的波動(這種波動已在改革年代幾番出現)，面臨巨大的挑戰。再者，當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更加融合之后，受外部動蕩波及的危險也加大了。這就需要中國發展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去消除這些動蕩——這樣就需要采用更加靈活的匯率機制。

　　三

　　如果簡單分析一下中國現在的宏觀經濟所面臨的挑戰，上述觀點就更容易理解。過去的若干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投資的增加。從2001年開始，投資增長明顯大于GDP增長。結果到2004年，投資額占GDP的比例達到了40%。從2003年中期，政府開始采取行政措施減緩向有可能產能過剩的部門的借貸，之后從2004年中期開始加大力度。2005年，投資增長減速，進口機械和設備的需求趨于和緩，結果中國的全球貿易順差急劇增加。實際上，貿易順差如此之大，以至于雖然內需不旺，但是整體經濟增長仍然強勁。

　　早在2004年12月，在年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執政黨認識到重新調整投資和消費作為經濟增長動力關系的必要。在中國人民銀行看來，投資增長需要進一步減緩，從而讓需求趕上供應，比如在鋼鐵、鋁材、水泥、房地產甚至電力這些產能已經明顯或者預計將過剩的產業方面。央行也對2005年上半年增長迅速的凈出口的持續性產生了懷疑，僅僅國外保護主義興起的可能就足以令人擔憂。央行做出結論，中國需要向更加依賴不斷擴大的內需增長方式轉移。這個議題反復出現在幾個重要的政府文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十一五”規劃概要。這個概要在2005年10月被中共中央委員會批準通過。

　　在許多經濟體中，政府可以通過諸如對家庭收入減稅等財政刺激政策來增加消費。這種方式在中國效果相對不彰，因為本身對家庭的稅收就不是很大。例如在2004年，來自

　　財政擴張的另一個辦法是消費帶動。如果減稅對增加個人消費作用不大，政府可以增加預算消費帶動內需。在投資率已經過高，產業過剩已經在很多行業顯現的情況下，政府就需要增加非投資方面的開支，最典型在健康、教育、福利和養老金方面。在這些方面政府可作為的空間很大，因為中國政府在所有這些方面的花費只有GDP的3.5%。然而在短期內，情況并不定盡如人意。首先，因為目前的政府投入過低，即使大幅增加這方面的開支，對經濟增長的刺激有限。其次，開支的大幅增加，至少在短期內來說，技術上并不可行。比如，在醫療方面的開支增加將受到經過訓練的醫療人員缺乏的限制，這種境況需要花費時間增加對醫生和其他醫療服務人員的培訓來加以解決。

　　長期來看，通過政府預算增加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會減少部分家庭的預防性儲蓄。當家庭相信政府會提供大部分這方面的服務，他們會自動地減少儲蓄，亦即，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消費比例。因此，消費驅動的增長方式轉變可能需要肇始于政府消費開支的增加。隨著時間的推移，居民的消費和儲蓄決策的改變會強化這種模式。

　　盡管這需要時間，但這種轉變對美國和全球經濟來說是個受歡迎的進步。我們知道，中國在2004～2005年度，成為最大的貿易順差國之一，因此與(資本順差的)美國一起，成為全球經濟不平衡的主要來源。

　　減緩中國的短期宏觀經濟波動，需要一個更為有效的貨幣政策。近些年來，央行主要依賴窗口指導和其他行政措施來控制銀行系統的借貸步伐。但是這些工具的運用，破壞了銀行運作商業化的目標。央行需要更大的獨立性來制定基準利率；同時，銀行應該對利率變化更加敏感。

　　更大的匯率浮動空間將增加中央銀行執行獨立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盡管央行已經在減少外資的大量涌入方面做得比較成功，但卻不太情愿提高國內利率，因為害怕外資的涌入更加不可收拾。在價格上漲的2003年，固定的利率導致負利率的產生，銀行借貸大幅增加。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將帶來更加靈活的利息政策，從而可以緩解投資的周期不穩定性。

　　(本文刊登時有刪改，本報陳中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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