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培

　　今年7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的經濟形勢作了一個判斷。成績方面，首先肯定了總體經濟形勢是好的，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經濟效益得到明顯的提高，物價水平相對比較低，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比較明顯。存在的問題包括，固定資產投資過熱、信貸投放過快、能耗不降反升、環境壓力增大。

    經濟發展的危險特征

　　針對這個成績與問題并存的局面，可以說，中國經濟一方面進入了從未有過的好時期，另一方面又處于從未有過的危險期。為什么說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危險時期呢？首先，建國以來，我們將第一次面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模式。以1996年為標準，過去的國民經濟基本是短缺經濟。市場經濟逐漸完善后，財富充分涌現，從1996年到2006年，有相當多的專家預測，2007、2008年是中國第一次面臨產能過盛的時期。比如鋼鐵業，去年的生產能力為4.7億噸，在建項目如果今年全部到位的話，就是6億噸，而去年實際消費3.5億噸都不到，生產過剩已經超過了危險的70%。

　　其次，地區與階層之間發展不平等，通脹與緊縮趨勢同時存在。關于通脹趨勢，從世界經濟發展經驗來看，每一次經濟危機是針對發展速度比較快的國家，進行一次平倉，把過剩的東西和危機爆發出來。目前，世界上10多年沒有爆發危機，只因為各個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與日俱增，把危機往外挪，往后挪，但我們通貨膨脹的現實威脅還是存在的。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生產面臨緊縮，過剩與緊縮將同時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

中國經濟既處于最好的發展期，同時也處于最危險的時期。

    宏觀調控難度增大

　　這樣一個時期，對宏觀調控提出了難題，使宏觀調控的空間受到很大限制。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一種狀況？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環境變了。現在中國的經濟環境變化，用一句通俗的話表達，就是國際形勢國內化，國內形勢國際化。中國的事情已經不單是一個中國自己的。曾經就有這種說法：每當中國要買進什么東西時，國際價格就狂漲；每當中國要賣出什么東西時，國際價格狂跌。這說明中國與全世界是連在一起的，也說明中國經濟發展的環境變了。

　　其次是前提變化，這個前提就是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這是任何意志和政策都難以壓抑住的。這里存在幾個支撐因素：第一，中國進入重化工時期。凡是進入重化工時期，GDP增速是擋不住的。第二，中國的國民稟賦，也就是勞動生產力極大豐富，目前還沒有見底的跡象。第三，大國效應。大國會把產業鏈拉大，把市場做寬，所以橫到邊、縱到底，中國的這個效應是相當大的。第四，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或者說市場經濟體制的釋放，遠遠沒有到頭。第五，中國的組織化程度相當好，有各種各樣的組織方式表現出來。這五大原因，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前提是一個高增長。這樣的一個高增長，靠行政手段限制在某一個程度，難度非常大。

　　第三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版本面臨著升級。整個社會發展到今天，廉潔政府、廉價政府的話題被提了出來，反腐敗有待進一步深入，壟斷行業有待破除。這些事情，也與體制改革的相應版本和升級是有關的。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爭論還將持續，這也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我們對宏觀形勢的判斷，導致宏觀政策調控的均衡點不好尋找，政策缺乏持續性。

    宏觀調控必須進入公共政策時期

　　在以上環境限制下，下一步宏觀調控的趨勢走向會如何呢？在此，我分成幾部分來談。第一個是近期特征。近期特征有個兩重性，一重性就是政策多、動作大、力度大、頻率高，不見效果不松手，這是它的一個近期特征。在這個特征里，它的主要戰場是

房價、能耗和土地，這幾個領域都是調控重點。比如現在已經提出，要有高成本的價格，來對應高成本的原料。所以我認為，在房價、土地、能耗、環境等領域，國家的政策是剛性的。

　　另外一重性是邊走邊看，半推半就。換句話說，從一定意義上，它依然延續了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態勢。這個領域主要表現在

匯率、稅率上。比如說匯率調整，是不是可以像一些專家提出的“一步到位”？我個人認為不可能有這么巨大的動作，因為我們面臨的壓力和變量是不確定的。稅率問題也是這樣，兩稅合并早就要推出來，8月份討論這個問題時又出現了一些爭論。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存在東部、中部、西部的差別，現在中部地區提出來，你們都優惠過了，輪到我要優惠。你們說是要停下來，那怎么行呢？所以在一些中部地區，還存在固定資產投資過大的問題，在一些地方甚至達到50%的高增長速度。既然講和諧或平衡發展，就需要在時間上照顧這些地區。國家現在面對這個格局，也不能回避。所以在匯率、稅率這個問題上，還處于邊走邊看的狀態，這是近期的調控特征，將持續半年到一年左右。

　　第二是中期特征。我指的中期就是在“十一五”期間。在“十一五”期間的宏觀調控政策將有一個趨向，是趨向于在行政方面加大它的權重，還是趨向于以市場經濟為方向的權重呢？我估計是市場經濟的權重比較大，因為今天中國許多問題被扭曲，主要是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市場經濟不到位。市場經濟沒有發生要素優化配置的功能，然后扭曲了許多價格，導致能耗下不來。關于這個問題，盡管社會上有爭論，但是今年3月在“兩會”期間，胡錦濤主席專門到上海代表團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講話，提出了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并提出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場經濟為方向，同時注重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所以我估計在“十一五”期間，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更多的是以市場經濟為趨向的這個態勢。

　　第三是中長期特征，我估計主要將由政策經濟轉向制度經濟。宏觀調控必須進入一個公共政策時期，公共政策就是大家發表意見。這種狀況實際上是更多壓力的體現，比如凱雷收購徐工，除了雙方坐下來談，把話講清楚之外，還需要找其他的官員、學者、公民一起來探討這個問題。所以，由政策經濟進入到制度經濟，就得需要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前面要什么，要聽證會。現在我們有些聽證會是真的，有些聽證會是標志性的，甚至有些是作秀的。我估計國家今后的發展會逐漸地進入到制度安排，但這個道路是相當的艱苦。(作者為中國體改研究會副會長、福卡經濟預測研究所所長、《經濟展望》雜志社總編、社長，本文節選自第一財經頻道《財經大講堂》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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