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海　王德發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過渡結束日期的臨近，外資在華并購將迎來一個新的高潮。與此同時，對外資并購所涉及到的經濟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引起各界的關注。筆者認為，應在辯證分析的基礎上，高度重視并理性應對這一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外資給我國帶來了技術、管理、就業和經濟增長，外資并購對于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資源優化配置功不可沒。但是，外資并購帶來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1995年以來受國際新一輪跨國并購浪潮影響，尤其是2002年11月1日，財政部、國家經貿委等部委發布《關于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之后，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方式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特點：從以前合資、合作、獨資建廠，發展到并購我國發展潛力較大的優質公司，乃至覬覦一個行業。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卻受到不公正對待，屢遭挫折。正因為如此，從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在一些關鍵的市場領域保證國內資本的控制，既是情理之舉，也是當務之急。在全球化的經濟思維下，出于對國家經濟和金融安全的考慮，制定相應的法律文件，是完全必要的。

　　那么，應當如何理性對待外資并購呢？首先，要加強立法，有效監管。2003年我國發布了《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辦法》，三年的實踐，已暴露出一些問題，現在到了重新修訂的時候了。今年，呼喚已久的《反壟斷法》再次列入人大立法規劃之中，對《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辦法》的修訂可以和《反壟斷法》的審議放在一個框架上通盤考慮。跨國公司來華并購企業原是市場行為，本無可厚非。但是外資并購應以不消除競爭為底線，在立法中須嚴加管制的是壟斷性并購，任何試圖壟斷中國市場的并購都應受到制止，這是一個主權國家維護經濟安全的必要手段。

　　美國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制定了《反托拉斯法》，還專門設立了外國投資委員會，對重要行業的跨國并購進行評估和審查。在德國，跨國收購方收購德國公司25%或50%以上股份或表決權時，必須通知聯邦卡特爾局；當收購產生并加強市場控制地位時，這種收購將被禁止。在加拿大，目前任何超過2億美元的并購協議都必須經過政府批準方可生效。因此，我國也應盡快制定和完善旨在規范外資來華并購行為的法律或條例，為跨國企業并購設置“門檻”。確定行業準入標準，允許外資自由進入競爭性行業，有條件地進入限制競爭性行業，禁止外資進入壟斷性行業，這有利于外資收購的規范化。

　　當然，對外資并購行為的監管法規，應當以鼓勵競爭和資源配置優化為前提，不宜放大管制界限，人為地影響到整體經濟的活躍性。尤其是對外資并購的限制不應該成為變相地對一些無關國家經濟安全的行業進行保護的工具。這就需要有一個超出部門利益的機構，來對外資并購行為作出合乎法律和市場規范的判斷。對外資政策與法律的修訂，均不應妨礙我們以積極的心態推進外資并購。

　　其次，要有效管制，積極開放。對外資并購行為做出理性的判斷，前提在于對關系國家經濟安全和壟斷有清晰的界定。

　　在我們嚴格依法管理的時候，始終要樹立開放、積極的安全觀，在發展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才是根本。各國對外開放的實踐均表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夠使國家經濟更加安全。譬如，全球80%的國際直接投資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正是發達國家之間這種“雙向投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雙向控制”狀態，形成了發達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良好氛圍。因此外資并購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它有可能威脅到國家的經濟安全，更有可能鞏固國家的經濟安全。我們所要采取的措施應該是有效規制與積極開放并舉，以引導外資并購的良性發展。

　　第三，大力培育民族企業。由于外資企業可以享有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這種“超國民待遇”使其并購往往比內資并購更有優勢，這也使得一些企業并不愿意被民營資本并購，甚至一些地方明確提出了外資優先的并購政策。這有悖于市場準則，也使內資企業喪失了低成本進入一些過去未開放領域的機會。落后的金融稅收體制和法治現狀所造成的經濟損害要比外資并購大得多。因此，應改革稅收制度，一視同仁地給予內外資企業國民待遇政策，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內、外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推動本土企業進行產業整合，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如果中國企業的融資困境不解決，在政策上又處于并購的下風，無法形成規模和培育核心競爭力，則無論是否存在外資并購，中國企業都將在日趨國際化的競爭中落敗。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的視野要放到如何培育壯大國內企業、使其具備國際競爭力上面。對于民族企業來說，依靠政策站到與外資企業平等的舞臺上乃其一，更重要的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從而擁有與外企勢均力敵的經濟實力。一個擁有眾多具有核心競爭力企業的國家，其經濟安全也就有了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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