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彭興韻

　　中國人民銀行在剛剛發布的今年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適當發揮匯率在實現總量平衡、結構調整及經濟發展戰略轉型中的獨特作用。有觀點簡單地據此認為，下一階段貨幣政策調控可能將由匯率擔綱，與此前的“人民幣的大幅升值才是治本之策”觀點一脈相承。

　　之前一些觀點稱，解決流動性泛濫的問題在于人民幣至少大幅升值5%，減少大量貿易順差。的確，國際收支失衡是個大問題。但“5%”論者的邏輯是典型的教科書式的：人民幣升值會使中國的出口下降。如果單純從教科書上尋找人民幣升值改善國際收支的理由，那么，我們也同樣能從教科書上找到人民幣升值不一定會改善國際收支的理由，如所謂的馬歇爾—勒納條件就證明了這一點。歷史經驗或許更具有說服力：從短期來看，兩國貨幣之間匯率大幅變化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它們之間的貿易狀況，但從長期來看，引起兩國之間貿易差額變化的因素卻不在于匯率。

　　首先以日美貿易為例。1980年代，廣場協議之后，美元兌日元匯率的貶值，的確導致了在一段時間里美國對日本貿易的逆差減少。但在1997年之后，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卻在不斷擴大，無論日美之間的匯率如何變化，美國始終處于逆差地位。

　　其次，再看看美國的情況。1990年代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持續不斷地擴大。在這一段時間里，美元匯率既有升值，也有貶值。但即便是美元出現了較大幅度地貶值，也沒有扭轉美國貿易逆差的格局，美國的貿易逆差反而一直在持續不斷地擴張。最近的例子是，2003年以來，美元兌日元、歐元等貨幣出現了近40%的貶值，即使把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按美國的統計)除外，美國的貿易逆差也還是達到了5000多億美元，并沒有因美元兌換日元或歐元等貨幣的貶值而減少。

　　中日貿易也是典型一例。日元與人民幣匯率及中日貿易差額的變化，也足以說明匯率與貿易差額關系甚微。2001年至2004年，由于美元的貶值，導致了人民幣兌日元也相應地貶值了，也即日元相對于人民幣而言升值了。2001年末，100日元可以兌換到6.3012人民幣，而到2004年底，100日元可以兌換到8.0573人民幣。

　　然而，中國對日本的貿易差額卻在人民幣兌日元的貶值過程中出現了惡化，2001年和2002年中國對日本的貿易差額分別為順差1.42億美元和21.61億美元；而在2003年和2004年，中國對日本的貿易差額卻為分別逆差50.3億美元和147.29億美元。按照貿易差額的匯率決定論觀點，人民幣兌日元的貶值，或者日元兌人民幣的升值，應該是中國對日本的貿易差額持續擴大；或者日元兌

　　央行行長在今年指出了中國貿易順差的幾個主要原因，如1998-2004年，中國貿易較為平衡， 2005年以來順差突然擴大并持續增長，主要是進口增速與出口增速拉開缺口。同時，FDI在中國的生產和銷售大幅增加，替代了中國的進口。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的貿易順差是新的全球分工的結果。如沒有其他改革和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的資本流動方向不出現逆轉的情況下，貿易順差將是中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的常態，人民幣匯率的變化無助于從根本上改革這一格局。所謂匯率擔綱的說法，顯然是過高估計了匯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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