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偉良

　　這是當前經濟運行中不得不認真解決的難題：一邊是中央三令五申嚴促節約能源；一邊是單位GDP能耗不降反升，實現全年4%的節能目標難度較大。

　　是什么阻礙了我們節能？

　　媒體近日披露的一樁怪事給人啟示。浙江省海寧市專門為全國聞名的輕紡面料生產基地——許村工業園區制定的節能規劃，遭到區內數十家企業的公然抵制，拒不拆除熱效利用率低的小鍋爐。而當地職能部門對企業違法新建的鍋爐、小火電廠，除幾紙公文外，沒有采取進一步處罰或糾正措施，規劃執行陷入僵局。

　　節能規劃遭“阻擊”，凸顯出當前節能的困境：盡管能源供給紅燈頻閃，盡管節約資源已成基本國策，但我國對浪費能源的懲戒制度仍不完善。《節約能源法》實施8年來，因浪費能源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例寥寥，更沒有上馬的工程項目因節能設計不合格而被叫停。政府監管節能不力，海寧市絕非個例。

　　耗能懲戒乏力，板子也不能全打在監管不力上，關鍵還在節能法規和標準體系的不健全。作為一部指導節能工作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節約能源法》尚未進入佳境，法律空置現象明顯。當前，建筑能耗已經占到社會總能耗的1／3，但節能法律中并沒有對此作出具體規定，節能監管的機制、體制也多有空白，弱化了強制性節能的約束效應。上海市節能監察中心的遭遇就很能說明問題。這家全國率先成立的節能行政執法機構發現了大量能源浪費問題，但受困于“能管，不能罰”、“能禮，不能兵”，幾年間上海沒有一家單位因為浪費能源而被罰過一分錢。

　　海寧許村工業園區的企業公然抵制節能，除緣于法律約束軟化，還在于缺乏能源使用成本的剛性約束。有企業揚言：“不執行規劃，無非多消耗點能源，多增加點污染，對企業沒什么影響。”企業的小算盤并非沒有“道理”，我國能源產品至今還沒有建立起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供求關系的價格形成機制。煤炭的價格僅反映煤炭的開采成本，而環境成本、資源成本、安全成本等未計算在內。偏低的能源價格不僅使企業長期低成本使用能源，更助長了能源的消耗和浪費，使我國經濟增長難以擺脫高能耗的陰影。

　　此外，耗能懲戒不力的背后，隱約可見地方干部的“GDP增長情結”。“不同的領導有不同意見”，從海寧市節能規劃“落空”的曖昧答案中，可見一斑。在GDP的顯性政績面前，控制能耗的硬指標往往硬不起來。據分析，今年上半年單位GDP能耗上升0.8%，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電力供需矛盾有所緩解的情況下，部分地區又開始盲目追求GDP增長，高能耗行業和企業再度抬頭。

　　面對嚴峻的節能形勢，如何變“不節能”為“要節能”，已成當務之急。從國家發改委與30個省級人民政府簽訂責任書，到著手修訂《節約能源法》；從理順能源價格抑制低成本消費，到研究制定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審查辦法……一系列節能新政密集出臺，人們期待著這些舉措能夠有力地懲處能源浪費現象，盡快終結企業公然抵制節能的尷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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