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

　　嘉賓：

　　楊宜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袁鋼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寧向東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減薪是壟斷行業收入

　　分配改革的信號嗎

　　《中國經濟周刊》：目前電力行業率先調整分配收入，是否是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信號？

　　楊宜勇：電力減薪還談不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改革的關鍵還是要打破壟斷，形成平均利潤率、平均工資率。因為電力行業工資可以調低，也隨時可以調高，因此不能稱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信號。

　　袁鋼明：可以說是一個信號。電力減薪怎么說都是一種突破。如果這件事情能夠落實下來，能夠延伸到其他壟斷高收入部門，甚至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化改革措施；同時也說明公眾的力量還是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政府也是朝著公眾意見的方面努力，確實比不做要好得多。

　　寧向東：我不認為是。最近媒體的討論把一個具體的事情符號化了，減薪也好、收入分配也好，最后一定是要有市場的力量來推動，否則，就不會回復到一個公正的市場價格。

　　《中國經濟周刊》：電力減薪是由于人們前所未有的關注引起的么？

　　楊宜勇：這個問題和人們的關注沒有直接的關系，是電力企業自己受到了壓力，但這種壓力是否能夠長期存在，是一時的，還是一個過場，需要時間證明。長期以來，電力等行業工資高的情況一直存在，反對的聲音也與之共存。電力減薪最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有一個持續的壓力，同時要加強監管，使工資、利潤和虧損等信息透明化。

　　《中國經濟周刊》：通過降薪，真的能夠控制壟斷行業職工的高額收入嗎？

　　袁鋼明：降薪控制不了壟斷行業職工的高額收入。最重要的是打破壟斷，只要壟斷不打破，收益在他手上，你用什么方法也控制不住。所以，根本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還是解決壟斷上。

　　寧向東：壟斷性行業減薪的問題，首先必須要建立一套機制，通過一種制度的約束，通過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者相互之間的討價機制，來最后達成一致。這種利益集團包括廣大民眾、利益集團，包括政府的一些部門和企業，比如，舉行聽政會，讓公眾表達意愿。其次，應該以一種更開闊的視野上來看我們的收入分配問題，然后在更深的、更細節的層面上去解決這個收入不均的問題。

　　抑制壟斷行業“福利腐敗”

　　靠立法也要靠公眾監督

　　《中國經濟周刊》：壟斷行業收入過高從體制和制度層面如何解決？

　　楊宜勇：根本的辦法是要打破壟斷。現在要走出一個誤區：企業不一定要做大做強，大的時候也需要做小，因為太大了就容易形成壟斷；比如說微軟做大了，就讓他拆分，有些業務就不允許他捆綁。因此，在壟斷行業要引進多個競爭主體，股權要多元化，盡量實現充分競爭，由市場來決定。

　　袁鋼明：在目前壟斷未打破，不能完全用市場的辦法解決的情況下，可以考慮用公眾和專家監督的辦法，制約壟斷行業福利腐敗。任何國家對自然壟斷的行業，對收入分配、對公眾的價格和利潤上，都會給予公共的監督，我們國家現在對水電價格、打車費、火車票提價等也采取了聽政制度。而且公眾的意見要真正代表國家的意見，這樣才能夠平衡效益、產業發展和公眾利益之間的關系。

　　寧向東：壟斷行業其實壞掉的是文化。壟斷行業中有不少都沒有服務意識，有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已經盡力了，但那實際上依然不是服務。目前我們整個民族缺乏的就是這種公共意識和服務意識。這一點只要跟國外的公司比一比，就知道差別有多明顯。

　　《中國經濟周刊》：《反壟斷法》(草案)已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被公眾寄予了熱切的期望。反壟斷立法是否能抑制壟斷行業福利腐敗？

　　楊宜勇：《反壟斷法》即便出臺，也要看出臺的效果，有一些法律比如《勞動法》出臺了十幾年但是效果并不好，反而把法律的嚴肅性給傷害了。所以看一部法律制定得好不好，力度夠不夠，并不是字面上的理解，而是現實的問題，要經得起現實的考驗。

　　袁鋼明：反壟斷立法在抑制壟斷行業福利腐敗非常有作用，至少在認識上、理論上可以產生扭轉性變化：一些壟斷行業和部門再這樣做，就是錯的。現在有法可依，總比沒有法律的情況下去反壟斷好很多。

　　寧向東：靠《反壟斷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很難通過一個法律去限制一個企業內部的工資總額或工資分配。要進行管制還是要出臺相關條例。航空可以有航空管制條例，電力有電力管制條例。另外國資委有管薪酬的，可以出臺限制一把手薪酬到底是多少錢，如果把一把手管住了，基本上屬下人員的工資都不敢往上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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