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

　　吳敬璉先生近日向中國經濟學界推薦原臺灣大學校長、臺灣“經建會”副主任孫震教授在今年4月“兩岸經濟論壇”上的專題報告《臺灣經濟自由化的經驗與檢討》(本報2006年7月31日14版，全文載于《比較》第25期)，本人希望借本版的一角，對孫震先生提出的問題作進一步討論，以糾正某些經濟學家對臺灣國際收支狀況的誤解。

　　孫震在其報告中介紹了臺灣在制定發展戰略、進行匯率制度改革、實現內外經濟平衡等方面的經驗教訓。他認為，臺灣的基本教訓是，經濟體制和政策應當與時俱進，隨著經濟發展而變化，推進經濟的“自由化”，即市場化。臺灣的問題，出在“決策者對經濟自由化缺少認識和信心，以至躊躇不進”上。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孫震根據臺灣的經驗對大陸經濟增長、內外平衡作了如下評論：第一，大陸雖每年接受FDI近500億美元，但實際上是資本輸出國。中國以其順差供美國消費與投資，再以順差所賺獲之外匯予以融通，而不能不憂心美元可能貶值，造成損失。過度的外匯儲備反映常年以偏低的幣值補貼出口所犧牲的經濟福利。第二，金融系統未能有效分配資金，不生產與低生產力部門獲得相對較多的資金，高生產力部門反而獲得相對較少的資金，甚至得不到資金，不僅造成過高之不良債權，亦不利于資源之有效利用。第三，經濟權力下放，地方政府各自“招商引資”，不遺余力，導致過度投資與重復投資，終必拖累經濟之長期成長。第四，經濟發展重視成長多，重視就業少，隱藏性失業長期存在，所的差距隨經濟成長擴大，終為社會隱憂。我對孫先生的觀點深以為然。

　　在對雙順差的討論中，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常以臺灣為例，認為臺灣也長期保持雙順差，因而大陸的雙順差并不是問題。孫震先生的文章清楚地表明，貿易順差就已意味著資源的誤配置，更遑論雙順差。

　　1958年臺灣進行了匯率改革，將多重匯率改為單一匯率，實行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的戰略轉變。1961年匯率穩定于1美元兌40元新臺幣左右。此后30余年，新臺幣匯率基本保持在這一水平上。在此期間，臺灣并沒有很大的貿易順差。1970年臺灣在執行了十余年的出口導向戰略之后，終于實現了貿易平衡。貿易順差的迅速增長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急劇增加。后者又導致通貨膨脹的迅速惡化。由于石油危機和因物價急劇上漲(批發物價指數上升23%)所導致的新臺幣實際匯率升值，1974年臺灣貿易逆差達到GDP的7.8%，臺灣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孫震認為,臺灣在20世紀60年代，如果能順應出口擴張與貿易順差的情勢，逐步取消對出口的補貼，放寬對進口的限制，調整匯率，修正偏低的幣值，一定會增進資源利用的效率，達成更穩定的物價與更高的經濟成長率，1974年的衰退也會較為緩和。1975年下半年，臺灣經濟復蘇，外貿由逆差轉為順差。1978年臺灣貨幣當局將新臺幣兌美元匯率由38：1升值到36：1，并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度。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使臺灣再次陷入經濟衰退，對外貿易也由順轉逆。于是，臺灣貨幣當局又將新臺幣貶值。總的來說，在實行出口導向的30多年間，臺灣并未長期保持貿易順差，更談不上長期保持雙順差。一個明顯例證就是：直到1980年，臺灣的外匯儲備只有區區76億美元 。

　　1980年以后，由于島內經濟蕭條，儲蓄超過投資，臺灣的貿易順差逐年增長。從1983年到1986年，臺灣的貿易順差分別是48億美元、85億美元、116億美元和166億美元(從1984年起到1988年，臺灣的貿易順差/GDP比一直超過10%)。同期，臺灣的外匯儲備分別為119億美元、157億美元和226億美元。在此期間，臺灣的資本項目是逆差。因而，臺灣外匯儲備的增加完全是貿易順差造成的。1980年代中期恰逢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急劇增加，美國對日本等順差經濟體施加壓力，迫使這些經濟體實施貨幣升值。1986年臺灣的外匯儲備達到463億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居美國、日本、法國之后)，因而也受到美國的巨大壓力。此時，臺灣貨幣當局開始讓新臺幣緩慢升值。在一段時間內，新臺幣每天升值2%或3%。原臺灣“中央銀行”行長許嘉棟指出：“此種升值方式引發新臺幣升值之預期心理，以致投機性資金大舉流入，進出口商籍提早出口、延緩進口之方法套取升值利益之現象亦極其普遍，故更加深了新臺幣升值壓力。”1987年第一季度末，臺灣貨幣當局不得不轉而采取讓新臺幣快速升值的政策。1986年新臺幣兌美元的匯率是40：1；1987底匯率變成29：1；1988年匯率進一步升值到26：1。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新臺幣升值三分之一，新臺幣兌美元匯率也終于穩定下來。在1986年和1987年，由于投機資本的流入，臺灣出現雙順差。1987年外匯儲備增加到767億美元。新臺幣大幅度升值后，投機資本流入銳減。1988年臺灣資本項目重新變為逆差。此后，臺灣外匯儲備開始逐年減少。臺灣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一直維持到1997年。1998年和1999年臺灣出現資本項目順差，這兩年總的資本項目順差恐怕同亞洲金融危機有關。2001年以后，臺灣再次出現資本項目順差。到目前為止，臺灣的雙順差已保持四年，但2005年的資本項目順差已經下降到很低的水平。2002年以來的資本項目的順差同臺灣的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有關。例如，2001年允許臺灣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行國際存款單(International depositary receipts) 和可轉換債券、2003年取消對外國基金投資的上限等都導致大筆證券資本的流入。在1980和1990年代，臺灣一直保持經常項目順差。2000年以后貿易順差的大幅度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內需不振導致的。進口增長速度的下降超過了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故造成了貿易順差的增加。應該指出的是，過去四年來臺灣出現雙順差，并非臺灣經濟增長表現良好的反映。正如孫震先生所云：“臺灣似乎距‘發達地區’日遠”。

　　臺灣經驗中，對大陸最有參考價值的是1986年至1987年臺灣貨幣當局應對新臺幣升值壓力所采取的各項政策的得失。1980年代初，臺灣內需不足，島內儲蓄大于投資，貿易順差急劇增加；由于新臺幣升值預期，資本項目出現順差；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迅速增加；新臺幣升值壓力進一步上升。由于臺灣貨幣當局不希望新臺幣升值，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吸收了全部多余的外匯供給。外匯儲備的增加，使貨幣供給失去控制。1986年，M1B的增長率超過50%。資金過剩導致

房地產、

股票泡沫的產生。以股票為例，股票價格指數在1986年10月17日剛剛達到1000點，時至1990年2月10日股票價格指數漲到12682點，不足三年上漲12倍。盡管資產泡沫在1990年已經破滅，其影響到現在還處處可見。為了對沖由于外匯儲備增加所導致的流動性的增加，在1986年到1988年間，臺灣“中央銀行”發行了大量乙種國庫券、定期存單與儲蓄券，并大幅吸收金融機構轉存款。1989年更大幅提高再貼現率與存款準備率。

　　此期間臺灣“中央銀行”政策中有爭議的是新臺幣升值速度問題。許嘉棟反對慢慢調整匯率。他認為,臺灣1980年代緩慢升值造成了相當多的困擾。這種升值方式引發新臺幣的升值預期，以致投機資本大舉流入。在匯率緩慢升值的條件下，套匯活動使“中央銀行”蒙受了巨大的匯兌損失。1987年底，“中央銀行”未攤銷匯兌損失高達3720億元新臺幣。孫震則指出：1987年新臺幣的大幅度升值“太晚又太猛”，造成企業界適應的困難，且無法阻止資產泡沫的形成。前“財政部長”邱正雄并未批評匯率的緩慢升值。他認為，緩慢升值使得當時臺灣的財富大幅地增加，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大幅度提高。盡管有資產泡沫，臺灣在1994年得以把1980年代積累的財富投資通過股市投資于IT產業，使后者得到迅猛發展。漸進升值支持者的論點是：首先，很難確定哪一個匯率是均衡匯率。當初，美國財政部要求新臺幣升值20%。大多數臺灣企業家認為，在這一匯率下，大批臺灣企業將陷于破產。事實證明，大家都錯了。新臺幣升值30%以上之后才穩定下來。其次，臺灣貨幣當局如果當初真的讓新臺幣一次性地大幅度升值，許多企業可能確實會倒閉。緩慢升值使臺灣企業得到了調整時間。

　　臺灣經驗告訴我們，在國際收支順差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升值是不可避免的。拒絕升值將導致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大規模的對沖是難以長期維持的(在這方面，臺灣的經驗是什么我還不太了解情況，孫震的文章也未提及)，對沖將使銀行體系的運轉發生嚴重問題。看來，逐漸升值是一種可行的選擇。在目前，由于中美之間仍存在3%左右的利差，在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具有雙向浮動性，中國的資本管制也并非完全無效。因而，漸進性升值下，投機資本流入和套匯活動所造成的損失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大陸目前面對的是經濟偏熱，而當時臺灣面對的是經濟衰退。當前

人民幣升值的宏觀環境優于當年新臺幣升值的宏觀環境。同時，臺灣和其他經濟體的升值經驗告訴我們，升值并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升值在臺灣并未導致大量企業倒閉，相反，由于升值，臺灣的高價值增值企業得到長足進步，國際競爭力得到大大提升。從根本上說，為政者必須在長痛和短痛之間做出選擇。

　　臺灣經驗還告訴我們，泡沫經濟不是升值之過而是拒絕升值或猶豫不定所致。孫震先生在文章中提出應通過自由化即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問題。由于所有制結構的不同，中國在資本項目自由化方面必須比在增加匯率靈活性方面更加小心從事。但是，這絕不意味大陸在自由化、市場化方面無事可做。撤銷各種扭曲價格信號的FDI和出口優惠政策，或放棄中國的出口導向戰略，此其時矣。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