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見習記者 王畢強 北京報道

　　在《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發布之后，外資并購將呈現怎樣的格局？目前仍處在焦點中的凱雷并購徐工案是否將出現變數？

　　本報就此采訪了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與全國工商聯并購工會理事、和君創業咨詢集團總裁李肅。以下為訪談內容：

　　《經濟觀察報》：《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為什么會在這個時候出臺？

　　張燕生：這個規定是人們等待很久的。市場經濟要有好的法制和好的市場秩序。

　　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的引資大國。在這種情況下，當中國引進外資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涉及到一個問題：外資在全球的直接投資。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上出現了跨國并購的高潮，全世界2/3的直接投資都是并購，但是在中國這種情況一直沒有出現。

　　現在，全世界并購處于低谷，而中國的并購卻正處在高潮。在這個高潮的時候，遇到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外國的投資者并購境內的企業的時候，怎樣能夠有法可依。

　　同時，對現在社會上爭論比較大的問題，比如說并購的時候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包括社會的焦點問題“徐工案”等，在這種情況下出臺一個修訂后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

　　李肅：《規定》出臺的背景是，目前中國對外資的進入問題有兩個比較大的爭論，一個是產業爭論，一個是金融爭論。

　　產業爭論是國家安全問題，比如最好的產業都被外資并購了，中國民族工業怎么辦的問題。

　　金融爭論是從徐工案引發出來的，整個理論界討論的核心是中國還缺不缺外資。

　　20年前，中國只有幾十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現在已經接近1萬億美元，中國不缺外資，內資也是過剩的。中國的外匯和內資分別掌握在國家和分散的個人手中，誰也無法用市場化的方式聚集起來，進行現有的產業整合。

　　而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國外過剩的資本已經組成大的產業基金，有非常完整的聚合方式了，這導致了過剩的國際資本很有準備地進入中國，把最好的企業并購，而中國的過剩資本還沒有學會這套方法。

　　所以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要放慢外資并購腳步，讓中國的資本學會，大家才能平等競爭，這和當年WTO的商品潮進入時的爭論是一樣的。事實證明，中國是WTO的最大受益者，大量的中國產品流向了國外。

　　現在爭論的是，中國的產業會不會被外資并購光。而且在并購的過程中，不僅有國外產業資本攪局，還有好多國外的金融資本沖進來，但是中國的金融還沒有做好準備。

　　這些爭論的問題，肯定需要法規來規范。

　　《經濟觀察報》：《規定》對外資并購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李肅：我認為，《規定》是為了規范的限制，這也給各個行業管理部門開了制定行業規定的口子。同時，對安全問題實際上等于是做了特定的規范，可以很柔性的使用，對中方的靈活性越來越大。

　　從另一方面來講，又是把所有外商并購的各個技術細節做了梳理，讓每個人遵循的方法更詳細。

　　《規定》的出臺，對中國的對外開放肯定會有重大的影響。一方面，在技術環節會越來越規范。另一方面，在資本環節，給外商并購中國最好的企業，規定了一套規范化的論證方式。對于跨國的產業資本進入把中國的企業收拾光的趨勢，給中國的企業表達自己的意見提供了渠道。

　　從技術規范的角度講是有利于外商的，從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進入和控制中國最好的企業看，外商是應該更謹慎、更科學的做好各種準備，實際上是對外資設置了一定的障礙。

　　《經濟觀察報》：這份文件對凱雷并購徐工這一類的并購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張燕生：首先，凱雷并購“徐工案”爭論比較大的問題在于，徐工所處的行業是裝備制造業。從外資的角度來看，按照國際的標準，徐工不是技術型，也不是高盈利型的企業，嚴格來講這個行業是一個傳統行業，也不是創新型的行業。因此，國際上經常會把徐工這樣的案例看作是一個普通的企業并購案例。

　　但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可能就沒這么簡單了。包括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提出的問題，外資并購會不會涉及到對全行業的控制？從外資的角度看，徐工沒有太多的技術含量，但從國內的角度來看，徐工有非常廣闊的市場成長前景，那么外資并購會不會使中國優質產業的成長空間受到遏制？類似這樣的問題，在《規定》中都有非常明確的條文。這就能夠比較好的確定，什么是外資可以做的，什么是外資不可以做的。

　　我擔心的是，外資強內資弱，在這種情況下會不會出現技術上的壓制，會不會產生對產業的控制和對價格的壟斷？應該說，這些問題在《規定》中的第五章反壟斷審查中，都能得到較好的解決。

　　“徐工案”產生爭論，就是因為在徐工是不是屬于敏感型產業，并購行為是不是違反了中國的哪一條法律等等問題上規定的不太明確，現在明確之后，對外資來講是有利的。

　　李肅：我認為，從《規定》來看，徐工在四個問題上是有問題的。

　　第一，徐工在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上缺少預測性。

　　在競標徐工的第一輪時，還有幾家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國內企業。到第二輪，在徐州的產權交易所掛牌時，只有7家外資企業，沒有一家國內企業。在7家外資企業中，用國外產業資本，來否定其他5家，最后剩下的就是摩根和凱雷，而摩根又是徐工的財務顧問，在這種招標的安排上，雖然徐工每一步都走到了，但是對國家經濟安全就是缺乏預見，所以徐工敢在第二輪競標中全是外資企業。

　　第二，在平等競爭性上，由于德隆出現了問題，徐工在對民營企業和國內企業上，不能認為是公平對待的。

　　從徐工的招標安排看，尤其是最后落實到一個財務顧問的相關公司，一個是凱雷，那就等于是凱雷在獨家運作了。

　　第三，公平性有問題，價格評估機制就會產生問題。

　　優質國有企業的轉讓，沒有競價就沒有價值標準。評價的技術，用市場法，用同質法，都會有很大的差距。最后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競價導致的市場機制會出來價格的一些尺度。只要沒走過競價機制，就談不上價格的合理性。評估的方法和評估的機制，與《規定》相左。

　　最后，現在國有資產的轉讓，排斥經營者自身來買，肯定會造成經營者的行為扭曲。比如向文波說的，徐工怎么放大費用，怎么減少利潤，因為沒有允許經營者參與收購競爭，這些東西都是很正常的。我認為，MBO(管理層收購)收口是導致經營者扭曲的最根本原因。

　　徐工案從政治方向上來看是安全問題；從轉讓的競爭機制上來看是平等競爭問題；從評估上看是競價的方法和技術問題；從經營者的行為方式看，應該給經營者的行為開一個口子。對于一些領袖型的優質企業，在外資并購的過程中，應該允許國內企業平等競爭，應該允許經營者參與，才能推動中國產業的不斷升級。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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