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 帆

　　第一次通貨膨脹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實際上成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黨把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來的時候，仍面臨重大比例關系失調的現實。因此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用三年時間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實行新八字方針，即調整、改革、整頓、提高。隨之，進行了一系列的價格改革。

　　從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糧食、棉花等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收購價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對糧棉油等主要農副產品實行超購加價政策，擴大議價收購范圍。但是在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同時，沒有相應調整其銷售價格，致使與農產品相關的副食生產銷售嚴重虧損。繼而在1979年11月，國家又提高了畜產品、水產品和蔬菜等8種副食品的價格；并相應給予城鎮居民5元/人、月的價格補貼。

　　同年4月，政府有計劃地提高了煤炭、

鐵礦石、生鐵、鋼錠、鋼坯和有色金屬、水泥等產品的出廠價格；其中，原煤提價30.5%，生鐵提價30%，鋼材提價20%。而燃料、原料價格的提高，致使與此密切相關的下游產品和高附加值的卷煙、釀酒業等成本上升，利潤逐年減少，直接影響到國家稅收。在此情況下，于1981年11月，適當提高了煙、酒、竹木制品、鐵制品、陶瓷制品和皮革制品的價格。此外，針對第三產業服務品價格偏低的問題，從1983年12月起，提高了鐵路貨運價格和水運客運價格。其中，鐵路運價提高幅度達21.6%。

　　同期，中國農村改革在全國推進，包括降低農業稅收，提高農產品價格，允許農民承包土地，開放集市貿易等。不僅如此，經濟體制改革還從農村向城市擴展，在全國范圍內展開。

　　在以上多種措施的影響下，1984-1986年中國經濟再次進入高漲階段，1984年GDP增長率已高達15.2%。與此同時，物價水平也開始大幅攀升，零售物價指數從1984的2.8%躍升至1985年的8.8%。歸結這次通貨膨脹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成本推動，即價格改革的因素。這也是中國引入市場手段的制度成本。

　　第一次宏觀調控

　　在集中進行價格改革的時期，如果不能控制總需求，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兩種因素同時推動物價上升，就出現嚴重通貨膨脹。而且在總需求持續擴張下，價格改革必然因“比價復歸”而失敗。在1986年以后，我國就出現了各種價格之間的輪番上升，價格與工資的輪番上升，國內物價上升迫使

匯率貶值，人民幣貶值則提高進口品價格，以成本推動方式推動國內通貨膨脹，出口大幅度增加則是總需求擴張的一部分。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

　　其實在1985年第一次通貨膨脹時，中央就開始經濟緊縮。198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和完善宏觀經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堅決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長速度的現象。

　　盡管1980年代全社會對于改革是有共識的，但是對于改革的宏觀環境卻一直缺乏共識，地方政府和企業總是傾向于高速度發展，無論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下都是如此；理論界的主流“經濟自由主義”熱衷于以發展促改革，忽視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尤其是1980年代前期改革的成功，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出現的初步繁榮，大大鼓舞了改革派的信心。而在引進西方經濟學的初期，對于市場經濟的知識也只是鳳毛麟角。當時我們所知道的，也僅僅是“總需求，總供給”而已，現在想起來，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貨膨脹預期”，也許就不會有后來那種“長痛不如短痛”，“價格闖關”的社會動員，搶購風或許就可以避免。

　　1986年3月，“七五”計劃決定前兩年調整。但1986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回落，許多人認為經濟滑坡，強烈要求放松銀根刺激經濟。五年計劃第一年經濟總是要漲，這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綜上原因，1985年—1986年宏觀調控無法到位。

　　二次通貨膨脹與“價格闖關”

　　由于宏觀調控不到位，1987年中國經濟繼續過熱，增長率達11.6%，1988年為11.3%，預算外投資膨脹無法控制。1988年7月份，物價上升幅度已達19.3%，創歷史最高記錄，各階層群眾產生通貨膨脹預期。但此時，仍準備進行全面的價格改革。結果成為建國以來最大的一場搶購風潮的導火索。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價格闖關”的消息。當天就出現搶購。有的人一下子買200公斤食鹽，買500盒火柴，商店被搶購一空。銀行發生擠兌，有的地方銀行因不能及時支付，群眾在憤怒之下把柜臺推倒。大家誤以為9月1日物價要全面放開，新一輪大漲價即將開始，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兇猛的搶購風潮，在幾個方面都堪稱共和國歷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廣。8月中旬始大城市突起搶購風，席卷全國城市和部分鄉村。第二，涉及50個大類500多種商品，部分地區搶購糧食食油。大到幾千元的高檔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貨，均在搶購之列。第三，盲目性大。消費者不是為消費，而是為保值，購物時不管品種、不管牌號、不問質量、不講價格，很多商場積壓多年的殘次商品，也被一搶而空。第四，各階層群眾普遍產生購物保值心理。第五，零售商品總額增幅高。8月份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36.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38.6%，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增加13%。糧食增銷30.9%。棉布增銷41.2%，綢緞增銷35.5%，洗衣機增銷130%。電冰箱增銷82.8%，電視機增銷56%。第六，商品搶購風潮伴隨擠兌銀行儲蓄存款風潮。不僅擠兌活期存款，且擠兌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鄉儲蓄存款減少26.1億元。其中定期減少27.8億元，活期增加1.7億元。

　　8月30日。召開了國務院第20次常務會議，重提出“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方針，原來政治局會議提出的“五年左右時間”已修訂為“5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會議保證國務院采取有力措施，確保明年的社會商品零售物價上漲幅度明顯低于今年。

　　價格改革這一關非闖不可已達成共識，然而對于深化改革的條件認識并不一致。其實，1988年9月份，居民存款只有3000億元，并不構成搶購的原因。

　　再次調整

　　1988年9月，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以后兩年改革建設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1989年11月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用三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基本完成治理整頓任務。1989年增長率降至4.1%，1990年3.8%。這次周期共4年，波動幅度7.8個百分點；上升1年下降3年。實際上這是改革開放10年以來，三次調整的總結果，終于結束了10年以來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但必然導致經濟過度緊縮，和理論上“計劃經濟原教旨主義”回潮。

　　1990—1992年中央進行全面的經濟緊縮，經濟增長率下降到4%左右，而價格改革就是在總需求高度緊縮時自動成功的。其機制十分簡單，動機十分樸素，就是經濟緊縮了，企業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在中央政府同意下，取消了許多價格補貼，于是計劃價格就變成了市場價格。到1991年底，中國80%以上的物價放開，基本上實現了物價市場化。此時價格并沒有引起通貨膨脹，而是部分轉化為企業虧損，大家所擔心的居民儲蓄，在3000億存款規模的時候成為搶購的“籠中猛虎“，以后增加到十萬億，也沒有再出過籠。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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