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評論

　　□魏英杰

　　8月4日，全國第一份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效益的統計數據在深圳正式推出。有別于以GDP為核心的傳統統計方法，這份被稱為“效益深圳”的指標體系顯示：上半年“效益深圳”綜合指數108.18%，同比上升3.3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今年上半年，深圳GDP增速首次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

　　這意味著，深圳在拋棄唯GDP論、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征途上，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而在這條路上，深圳并不是孤獨的先行者。

　　8月2日，浙江省出臺26條黨政干部綜合考核辦法，其中不再出現固定資產投資指標和招商引資指標。這在全國尚屬首次。再聯系到浙江省已連續24個月工業增加值的增速低于全國水平的態勢，可以看到，一場以經濟轉型為重心的新變革在部分經濟先發地區已進入實操階段。

　　這場新變革，一方面與近年來國家

　　在宏觀層面，當前經濟增長過熱的趨勢愈加明顯。投資過熱硬幣的另一面，是以“高消耗、低效益”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揮之不去。于地方層面，不僅粗放型經濟增長猶如夢魘，資源瓶頸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擋路虎；而且片面追求GDP不加區別的招商引資型經濟，也越來越陷入道德困境之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代工企業“富士康”爆出“勞工門”事件，引起公眾廣泛質疑。該企業年產值高達2000多億，對GDP貢獻不可謂不大，但企業工人薪水卻十分微薄，而且在享受大量稅收優惠后，其財稅貢獻微乎其微。這一類型的企業，除了為GDP“錦上添花”，很難說對個人福利和地方發展有什么巨大貢獻。該企業工廠所在地之一的深圳官員也感嘆，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對中國的意義，“我們也正在考慮”。

　　各種因素疊加在一起，不難看到，拋棄與GDP掛鉤的政績考核體系，遏制地方資本盲目擴張的沖動，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進而言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成為當前最緊迫的一項任務，其重要性關系到“

　　必須指出的是，轉換經濟增長模式固然是當前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條件，但在地方利益與官員政績雙重訴求下，惟GDP論仍具有強大慣性，要讓其退出歷史舞臺，還將遭遇不小的阻力。國務院和有關部委從去年底開始，多方位阻擊投資過熱行為，至今有些地方依然不見降溫跡象，由此可見，真正告別“唯GDP”，還有一段路要走。

　　在這樣的背景下，越發凸顯了深圳、浙江等地的非凡決斷。更值得贊許的是，“效益深圳”的指標體系是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人的發展等方面，設立21個考核指標，最后以綜合指數的形式對經濟運行質量進行評價。在這一套評價體系里，我們見到了一個大寫的“人”字，而不再是冷冰冰的統計數據。

　　這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文發展指數(HDI)不無契合之處。HDI主要有三大要素指標：健康長壽的生命，用出生時期望壽命來表示；知識，用成人識字率及大中小學綜合入學率來表示；體面的生活水平，用人均GDP來表示。

　　題中應有之義，經濟的發展最終必須落實到每一個個體身上，體現為個人福利的增長，如此才是貨真價實的發展。而人的發展，正如HDI所表述的，無外乎是擁有健康的生命，接受必要的教育，可以過上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這不僅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更是政府的責任所在。

　　經濟學研究早就指出，GDP的首要用途僅僅是衡量一個經濟中發生的生產價值的尺度，并不能夠用來衡量國民的總體福利水平———除非進行多方面的調整；更無從體現個體的福利狀況。很簡單，假設GDP平均分配到每個國民頭上可以達到1000美元，但這1000美元并不能體現國民的平均福利水平。因為這里存在一種可能，比如10%的人創造了其中90%的GDP，這就意味著其他90%的人的收入遠遠低于1000美元。

　　由此，我們不僅需要和“唯GDP”作一個告別，更必須在經濟發展評價指標以及官員考核體系里，增加人文發展指標，將“人的發展”與官員激勵機制綁定在一起。

　　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著作《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中引用了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句：“樹林中的兩條道路在我們面前分開／我選擇了一條鮮為人行的道路／這使我的一切從此與眾不同。”以此說明經濟體制轉型中存在著不同的路徑選擇，以及由此可能導致的截然不同的后果。

　　這一句話，用來形容當前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從唯GDP論到更多注重經濟發展的人文含量———的重要性，同樣十分恰當。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