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特約評論員 木喬

　　各方擬議多年的環渤海區域發展規劃，隨著天津和北京明確的差異化定位，近期終于開始實質性啟動。繼去年批準北京的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之后，8月8日國務院又批復了天津的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按照中央決策，北京被定位為“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天津市則定位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城市”。

　　就是說，中央決策層吸收各方意見，明確了北京將不再強調建設“經濟中心”；而天津則取代北京，名正言順地朝著環渤海區域經濟中心的方向前行。

　　就像深圳作為珠三角區域經濟的

　　天津的城市定位和發展規劃，往大處說，必須站在歷史和現實、全球和中國的高度，切實帶動環渤海地區在未來15年實現飛躍。即使往小處說，天津也必須與北京、河北以及整個環渤海地區的發展規劃進行合理分工，通過加強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與環渤海區域內的其他省市實現優勢互補、協調發展，全面提高天津為首都、環渤海以及中國北方地區發展服務的區域經濟中心功能。

　　無疑，這樣的要求對于天津是相當高的。雖然同樣作為中國老牌的工業和港口城市，但天津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態勢和整體競爭力，已經弱化。其中原因比較復雜，不過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看，在城市功能定位中，政策指導固然起到重要作用，但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交通條件、人才、物產、資金等等資源稟賦的合理配置，在具體發展中顯得更為重要。也就是說，政策性定位只提供了發展可能，而并不能保證城市發展必然成功。典型的例子是當年規劃的深圳、汕頭、珠海、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四地擁有幾乎一致的優惠政策許可，但基礎條件差異極大。而經過此后十幾年發展，當初條件最差的深圳，恰恰成為發展最好、變化最大、對珠三角和全

　　究其原因，除了深圳對口香港的地緣優勢，最重要的一點在于，深圳是奉行市場經濟最徹底的特區。這充分說明，只有建立有效的市場運行機制，讓相關資源進行最優化配置，才能將一個城市的政策性許可和發展定位落到實處。而如何在現代城市功能成型和定位發展中，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有效調節資源配置，深圳和珠三角的經驗，無疑值得天津和環渤海借鑒。

　　無論相對于深圳特區建立之初，還是浦東新區開發開放之際，天津現在的基礎條件顯然要優越得多，獲得的政策性支持和改革授權也更加充分。然而如果跳出天津，縱觀環渤海地區，我們也不難發現，相對于珠三角和長三角，環渤海內部各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差異更大，在北京、天津、大連等少數經濟相對發達城市之外，環渤海實際上存在大量貧困地帶。而歷史和現實經驗均表明，在一個有輻射力的區域經濟中心周圍，不應當出現大量貧困地帶，而應該實現協調分工和共同發展，否則這個區域經濟中心將很難持續繁榮。

　　在這點上，長三角的發展經驗，應該可以作為天津和環渤海的借鑒。這一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并不是一個城市繁榮、周邊凋敝的孤島現象，而是基于江蘇、浙江廣闊的市場支撐和產業縱深，基于江西、安徽的重要勞動力資源的整個地區的共同繁榮發展。

　　由此反觀天津的城市定位和環渤海區域發展，我們非常期望，中央有關決策能迅速推進市場機制的建立和完善，確保區域內的資源配置和協作分工，真正實現平衡的跨越式發展。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