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有一條約定俗成的處世原則：罵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臉。意思是說一個人做人不要逼人太甚。但“京城四少”之一的少壯派主流經濟學家樊綱，日前卻犯了這條大忌。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腐敗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的說法頗不以為然，認為“即使把貪污腐敗都消除了，中國的個人收入拉開差距在我們的這個發展與改革階段也是不可避免的”(見8月9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我們稍一思索就會明白，樊綱此言確實是有所指的。因為就在一個多月以前，正是吳敬璉先生在“長安論壇”發言時用斬釘截鐵的口氣說，“貧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敗，二是壟斷”，引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轟動。沒想到言猶在耳，就被來自同一營壘的后生晚輩用同樣斬釘截鐵的口氣給頂了回去。以吳敬璉在中國主流經濟學界的“輩分”，這次確實遇到了一個“面子往哪兒擱”的問題。

　　這兩個針鋒相對的說法哪個更接近事實我們暫且不論，先看看從各自的判斷出發，能夠推導出什么樣的結論來。按樊綱的說法，貧富分化顯然是和“我們的這個發展與改革階段”有著必然聯系的，考慮到中國在這個階段所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推進“市場化”，這也就是說，樊綱實際上是承認了“市場化”造成了貧富分化，只不過因為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是“合理”的，不值得大驚小怪。

　　而如果從吳敬璉先生的判斷出發，我們得出的結論卻是貧富分化和“市場化”無關，需要做的僅僅是反腐敗和反壟斷。這兩位共同的立場是捍衛“市場化”，從是不是有利于達成這一目標的角度來看，吳敬璉先生顯然是棋高一著，深謀遠慮；而樊綱則有些年少氣盛，快人快語，明顯嫩了一點。我相信吳敬璉先生在聽了樊綱的反駁之后，一定會像《天下無賊》中的黎叔那樣感嘆：“我本將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為什么說樊綱嫩了一點呢？這是因為，你承認“市場化”造成了貧富分化是容易的，論證其“不可避免”也是容易的，但要繼續論證它是“合理”的并要求社會公眾接受，就不那么容易了。因為雖然貧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卻是“市場化”的一種不合理的“負外部性”，需要政府和社會通過各種“非市場化”的手段來加以抑制，而不是放任不管。民眾因此要求政府制定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就有了合理性；因此要求政府對富人征收比較高的累進稅，并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也有了合理性，等等。

　　更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只要承認了“市場化”會造成貧富分化，“市場化”在公眾心中就從此“脫魅”，失去了包醫百病的神奇功效。如果有人再出來說，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如貧富差距和其他社會弊病，不是“市場化”造成的，而是“市場化”不徹底造成的，就會顯得非常“反智”，那些原本不明就里而追隨他們的社會公眾就會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不過，雖然樊綱這個婁子捅得不小，但天地良心，其實他的判斷比吳敬璉的判斷更接近真相。因為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是按生產要素分配而不是按勞分配，這就必然會導致貧富分化。比如你有了一個煤礦，那你和礦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會迅速拉大，這在理論和經驗上都是常識。樊綱的問題在于，他只顧自己逞一時口舌之快，卻無意當中把已經被攪渾的水給澄清了，這固然會讓吳敬璉先生感到有點難堪，但從長遠來看，損害的卻是主流經濟學家的權威和整體利益。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來說，樊綱這又何苦呢？

　　郭松民，雜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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