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科

　　上周六，在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舉行的“中國經濟觀察”論壇上，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認為“中國投資率太低”。

　　宋稱，判斷投資率高低的標準應該是投資回報率和利率之間的差距，也就是收益和成本之間的差距，兩者差距越大，說明投資賺錢的空間越廣闊。“通過去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的真實情況是很高的投資回報率和較低的利率，照這個標準，中國的投資率不是過高，而是太低了。”

　　企圖運用簡單的財務理論，去分析中國宏觀經濟的成本收益只能說是過于天真了。

　　中國宏觀經濟的失衡不是簡單的供需矛盾，而是一個錯綜復雜的系統矛盾。就固定資產投資來說，至少有民間投資、國家投資兩個來源，統計數據上的固定資產投資更多反映了國家和銀行的投資，而這種帶有政策性的投資往往是那些周期長、投資效率低的長期項目投資，其投資回報率是很低的。

　　比如，廣州內環路綠化投資，每平方米花費8000元，這種投資回報率該如何計算？但我們能夠肯定其投資回報率是低的。再比如，廣東省珠江水環境綜合整治工程啟動，擬用8年時間投入450億元改善珠江水質，雖然改善環境能帶來社會效益，但幾乎不存在經濟上的回報。

　　真不知道宋國青教授是如何計算得出“中國的真實情況是很高的投資回報率”了。我們承認民營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是比較高的，可占的份額并不大，而民間的貸款利率也是高于銀行利率的，由此也不能得出利率低的判斷，投資賺錢的空間就沒有像宋教授說的那樣廣闊了。

　　我國的投資更多地分布在高能耗產業，由于我國的煤炭、石油等

　　民營企業家天然具有挖掘利潤空間的投資敏銳性，但由于自身資本有限和得不到銀行貸款，只能在小規模范圍內運營，投資效率高卻對經濟增長貢獻不大。

　　(作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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