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3年中央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經濟界、學界對效率與公平問題的討論再掀熱潮。贊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人認為它符合鄧小平所說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現在我們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改變低效率的增長方式，就是要堅持效率優先。反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人認為目前我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原因是講效率多了而不重視公平，這與我國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觸，妨礙和諧社會的建設。也有人提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兩者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

　　7月29日，由北京開達經濟學家咨詢中心、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金融發展研究所、北京城市學院等單位聯合召開討論會，對“公平與效率”關系進行了進一步的梳理。

　　本報記者 柏晶偉

　　效率優先 增進公平

　　黃范章(中國改革開放論壇副理事長)：

　　最近幾年，中央文件開始的提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后來提法變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在思想界、理論界引起了一些誤解，認為效率優先不能提了。也有人公開講改革初期提“效率優先”可以，現在已經不合適了。我的觀點是，效率優先，增進公平。

　　我不否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在改革初期是起到過重大作用的，沒有這個提法就沒有小平同志講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就不可能有經濟發展，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當然，現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有些公平問題突出了，因此這些年文件里沒有提。雖然沒有提效率優先，但提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我很贊成堅持效率優先，然而僅僅提重視公平我感覺還是不足，因為重視公平只是表明市場經濟有缺陷的一方面，而且對于政府的操作性不很明確，如何重視沒有明確的操作性。因此我提出來要增進公平。

　　我認為效率優先、增進公平表明效率與公平不僅有負的相關關系，還有正的關系，效率優先是增進公平的前提和條件，而增進公平是效率優先的歸宿和目的，效率優先的結果是增進社會公平。為了實現以人為本，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增進公平可以給我們的政策操作提供一個原則性的導向。

　　應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何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效率優先指的是什么？兼顧公平是指什么內容？如果這兩個問題不說清楚，討論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的不同觀點。我的理解，效率用在經濟學上就是勞動生產率。我國的勞動生產率高還是不高？實際情況是，雖然經濟的盤子很大，但是效率低下。為什么有人現在反對效率優先，主要的問題是沒有把效率和經濟增長區別開來，把經濟發展、經濟增長作為效率優先來看待，因此認為現在只重經濟增長不注重社會公平。事實上，GDP的增長不等于效率優先，效率優先可以和經濟發展同步。也可以不同步，我國現在是經濟發展了，但是效率沒有優先，各級政府只注重經濟增長，而不注重效率優先。

　　公平指的是什么？是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比分配公平范圍廣得多，社會公平是指社會權利平等，不公平首先是指社會利用資源的機遇上不平等、不公平，由于政府的設計和政策的制定而造成社會成員在資源利用上不公平，結果造成收入差距擴大，最主要的是壟斷行業收入過高。行政壟斷行業的設置使行業收入差距擴大，城鄉二元結構使城鄉收入差異擴大，對于這些社會不公平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而不是廢除效率優先。現在一些不公平現象，即便是將公平放在優先地位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是再分配的問題。初次分配由市場來決定，再分配由政府來做。所以我認為要想解決分配不公不是兼顧效率優先，而是應當對政府進行改革，深化政府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壟斷行業市場化，輿論監督社會化，這才是解決當前分配不公的最根本的辦法。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局限性

　　吳忠民(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在改革開放初期具有重要價值。但如今的中國改革已經結束了初期的啟動階段，而進入現代制度建設時期，在這樣的時期這個提法就逐漸顯示出局限性。第一，這一提法沒有區分價值觀和具體政策這樣兩個層面上的公正。第一層面是作為基本價值觀的公正，這個公正直接影響著一個社會基本制度的設計和安排，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講，現在社會在基本制度建設安排方面必須以公正這樣的價值觀為基本的依據，在這樣的層面上公正是最為重要的，不存在公平和效率誰是優先的問題。第二層面上的公正問題是具體的政策制定，這涉及到我們經常談論到的“效率與公平”問題，也就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段經濟效率和再分配兩者的分量誰輕誰重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必要解決公正和效率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在某個歷史時段偏重于效率是正常的，但是這種趨向應以不損害社會的基本制度為前提。

　　第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對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這樣的定位是不全面的。社會公正是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基本依據，無論是在社會再分配領域還是初次分配領域都必須遵循，初次分配領域如果不重視公正問題會增大再分配的難度，從而形成整個社會的嚴重問題。現在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視初次分配的公正問題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意味著政府主要職能的錯位。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維護公正，在改革開放以前政府扮演著全能型的政府角色，而在開放以后試圖扮演經濟型的政府，以取代企業家和相關職業群體的位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是一個經濟型政府職能定位的明確表述，這是它的局限。

　　正是由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說法存在上述的缺陷，所以這一提法對

　　防止效率和公平雙缺失

　　趙人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我認為，效率和公平兼顧是一個一般規律，但是在發展基本階段特別是初期階段要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現在的問題是，目前在中國效率和公平雙缺失，很難說哪個優先哪個兼顧。有人認為現在效率問題解決了，要重視公平了。效率問題真的解決了嗎？我覺得沒有，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廉價勞動力、高能耗、高污染，雖然比起解放以前我們好了很多。

　　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并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但這種思維方式我們已經沿用了50年，是不是可以從這種思維方式里擺脫出來了？我覺得不要多重視提法，要重視機理分析。馬克思分析問題不像斯大林，馬克思不在乎表述，而重視機理分析。我們在學經濟學的時候，學到關于資本主義的表述，結果從斯大林思維回到馬克思思維也找不到具體的經典表述。整個資本論是把剩余價值本身怎么產生、遵循了什么方式進行了分析，是機理分析才創造了這樣的理論，而斯大林講了那么多基本經濟規律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用處卻不大，說明機理分析是重要的。

　　對效率和公平也要重視機理分析。效率和公平關系實際上是互補的，瑞典的人均GDP原來是世界排名第三名、第四名，后來降到第十六名。瑞典人的健康狀況沒有下降，可是生病請假的日期越來越多，平均每個人請病假的時間越來越長，結果影響到GDP，說明瑞典的公平搞過了。對效率和公平的關系，要放在具體條件下分析，不好籠統地講誰先誰后。

　　市場主導效率，政府主導公平

　　王玨(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

　　效率優先，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一個原則，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效率優先也應該是必須遵循的。今后任何時期沒有效率優先就不可能出現、也不可能維持社會公平，所以對效率優先不能產生任何懷疑。

　　公平問題，嚴格地說，它是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就是社會的問題，為什么？公平就是起點的公平，從分配角度說它必須是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者的分配，生產資料的分配結構決定了消費品的分配結構。生產資料被少數人壟斷了，或者說被有些人壟斷了，那肯定就不可能有公平，所以公平在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必須多樣化，必須對過去的那種所謂的國有制、集體所有制進行徹底改革。市場主導效率，政府主導公平，第一次分配主張效率，第二次分配應該重視公平。

　　目前在有關效率和公平的討論中，有人利用公平領域矛盾過多而主張回到原來的計劃經濟時代，這個我不能理解。因為我們在改革之前從農村來說有2.5億人吃不飽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只有3000萬人解決不了吃飯問題，怎么說我們的改革不公平了？公平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所謂不公平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或者更長遠地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

　　效率優先核心是資源配置效率

　　周為民(《學習時報》總編輯)：

　　迄今為止，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原則的批評主要的問題在于概念是不一樣的，效率指的是什么？很多人理解為僅僅是生產效率，實際上從經濟的角度、從經濟理論的角度講，所謂效率不僅僅是指生產效率，更重要的是指社會的經濟效率，核心是資源配置效率，而資源要達到有效配置必須有良好的制度和機制，也就是說有市場經濟。兼顧公平，這個公平指的是什么？指收入分配當中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均等，中央的歷次文件到十六大報告都是在這個意義上用的，所以不能把公平的概念理解得過于狹窄，以至于和社會公正混淆起來。

　　有人批評“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往往是以否定市場化改革方向相伴，往往批評的就是市場經濟，這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中央現在強調，根據現實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要更加注重公平，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夠簡單地從中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效率優先不對了，因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不是在改革初期所謂為了當時的什么情況提出的，而是在1993年也就是說改革進行了15年之后提出的，同時中央是在關于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中提出的，這就是說，是我們最終明確中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提出的。市場經濟收入分配制度基本特征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因此要否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話必須提出三個證明，才可以有邏輯地否定，這三個結論需要證明：第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不對的，要證明發展是硬道理過時了。第二要證明不能搞市場經濟。第三要證明收入分配制度不是起激勵作用，而是首先保證大家分配的均等。事實上，只要贊同機會均等就是贊同效率優先，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也是這樣的原則。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所謂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就是要形成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一個秩序良好、規則公正的市場分配過程，也就是說一定要保證按生產要素分配這個原則能夠貫徹。所謂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與市場配置資源是同一個過程，所以要否定效率優先，必須否定在收入分配不能搞平均分配，如果不能證明以上三點，就不能否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效率與公平相輔相成

　　傅正泰(北京城市學院院長)

　　效率跟公平是一致的、相輔相成的，公平不等于平均主義。公平說的是公平的競爭、公平的機會。假如沒有效率，我們中國就無法發展了。在當前的形勢下不搞市場經濟是不行的，所以競爭是公平的競爭，國家只有具有競爭力，民族才有生存權。國家只有發展了，社會才有公平，只有有了效率，國家才能發展，我覺得這兩點不矛盾。

　　造成當前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是腐敗，造成壟斷的也是腐敗。

　　效率和公平是相輔相成的，公平在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不同的生產關系上有不同的標準，只有生產發展了，公平的標準才能變化。追求平均主義是錯誤的，所以我認為現在要大力發展教育，要有更加寬松的環境，使得大家能夠參加公平競爭，要反對不公平的競爭，反對壟斷。

　　壟斷行業高管薪酬過高

　　邱兆祥(對外經貿大學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

　　目前行業間的工資差距很大，金融、電力、電信、水電、石油等壟斷行業收入畸高。以金融業為例，我們現有的3／5銀行高管的待遇高到難以置信的程度，有關部門去年明確把央、工、農、中、交五大銀行行長的年薪定在52萬元，據披露，去年招行行長的年薪是268萬元，民生銀行行長是192萬元。股東收益下降，而高管收入卻大幅度提高。行長除了高薪以外，還有用于吃喝的開銷。

　　中國是發展中的國家，壟斷行業高管薪酬畸高，違背了市場規律，還造成了國有資產流失，損害了股東的利益，造成了社會不穩定。壟斷行業高管薪酬過高，特別是關系到社會公眾利益的金融企業，高管人員到底拿多少？社會公眾有權說三道四，因為這些企業關系到維護國有資產。分配不公平是影響各社會成員之間和諧相處的主要障礙，少數人的收入水平過高，也會引起公眾的不滿。事實證明，收入差距過大損害了效率，腐敗大案、要案連連不斷。凡是關乎中小股東特別是社會公眾利益的企業絕不允許少數人將公眾利益個人化，對金融、電信、電力等壟斷行業高管人員的薪酬要有嚴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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