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為了突破能源供應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政府對節能工作高度重視。根據“十一五”規劃綱要，“十一五”期間中國要實現單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的目標，其中，今年的目標是下降4%左右。

　　形勢不容樂觀。8月1日，國家統計局、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發布《2006年上半年全國單位GDP能耗公報》。公報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國單位GDP能耗不降反升，同比上升0.8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改變“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式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遠非一朝一夕之功。

　　雖然說，按照結構升級之一般過程，工業內部將會出現由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的演進。觀察中國制造業的結構變化，也的確出現了較為顯著的、重化工業加速發展與電子信息產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的雙重特征。若就此論，今年上半年單位能耗的不降反升，可以解釋為前期低級加工業過度發展的慣性所致。

　　不過，中國的能耗問題必須跳出經驗的框架予以審視，因為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所不曾面臨的巨大約束，換言之，西方工業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既定技術路線，同中國的資源稟賦條件存在明顯差異，中國不能將發展的前景寄望于模仿。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工業化尤其需要在世界范圍進行資源配置。近年來的情況已經表明，由于

　　除了獨特的先天稟賦以及歷史條件，中國的能源問題之所以格外突出并需要下大力氣予以整治，還在于一系列機制性的扭曲使得經濟、行政手段的采用，面臨著尷尬的境地。

　　目前大家廣泛認可的一點是，中國相對較低的能源價格使能源使用者鮮有節能的動力。因此，不少人提出消費者不僅應支付能源的全部直接成本，還應支付與環境破壞等相關的其他外部成本。但問題是：第一，政府很難將能源價格上漲的部分轉移給困境中的國企；第二，很多國企無力且無意于對能源的價格信號作出反應。

　　更有甚者，即使在政府內部，盡管市場機制已逐漸滲入中國經濟各個領域，但是部分政府部門未能及時調整思路、轉變職能以適應新的環境。譬如說，回顧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可以發現， 就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卓有成效地緩解了當時的能源緊張局面。這種成功，很大程度上因為彼時的政府結構、產業結構和經濟體制非常適于推行指令性的節能措施，各地方政府紛紛采取導向性措施以支持節能。而現在的情況是，在不正常的政績觀和GDP至上的思想指導下，一些地方政府極力追求短期經濟效益并各自為政，從而形成與中央政府長期戰略間的協調失靈、利益沖突。

　　我們認為，上述矛盾的解決，必須兼具堅定的決心和審慎的方法，惟其如此，才能避免當前經濟發展所遭遇的資源瓶頸，為可持續發展提供革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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