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 馬曉萍/文

　　雙順差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許多人強調：貿易順差和以FDI流入為主導的資本項目順差代表著國際收支失衡并給貨幣政策的制定帶來一定壓力，他們建議加速升值來糾正這種失衡。這種觀點是有失偏頗的，只看到順差表現出來的貨幣金融現象，而沒有看到順差背后的實質。

　　中國貿易順差和FDI問題應該放到更寬廣的發展戰略的視野中來審視。貿易順差不僅僅是一種貨幣現象，順差的背后，所表現的實際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化全球生產體系的必由之路。從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除了繼續保持貿易順差之外別無選擇。

　　中國貿易順差主要體現為加工貿易順差。去年的貿易順差中，加工貿易占80%，一般貿易占20%。實際上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加工貿易就逐步取代一般貿易，成為中國外貿中占主體地位的貿易方式。1991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在外貿進出口總額中所占比例為42%，去年加工貿易進出口額達到全國進出口總額的48%，其中出口416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5%。

　　九十年代以來加工貿易的迅猛增長所體現的，實際是我國在全球化產品內分工體系中的份額不斷增長。正如北大經濟研究中心盧鋒教授的一項研究所表明，如果把貿易順差與當代經濟全球化的全新時代環境聯系起來，加工貿易已經不僅僅是貿易活動；而代表隨著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其中制造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轉移到中國，與中國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相結合。

　　也就是說，從國際分工形態演變視角看，產品內分工的迅速興起使中國得以充足勞動力參與到全球整體產業鏈中，成為服務于全球市場的加工裝配基地。外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從其他國家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利用中國勞動力進行加工、組裝、裝配并把最終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這意味著加工貿易順差所代表的主要是勞動附加值，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中國產業工人向全球輸出勞務的圖景。

　　我國未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無外乎制造業和服務業。主流觀點認為擴大服務業將是未來吸收剩余勞動力的主要途徑。但是根據我們之前的一些研究，服務業吸收剩余勞動力的空間是有限的。首先，2004年經濟普查數據揭示出我國服務業的低估狀況，調整后的GDP數據中服務業所占比重由之前的32%上升到41%，基本上和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的水平比較接近。由于營業收入以及現金交易統計的困難，即使是調整后的數據，也仍然存在低估的可能。其二，城市中的勞動密集型的低端服務業已經充分發展甚至有過度發展的跡象。一點經驗觀察：在任何一個中國的城市里面，都能看到餐館和理發館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部分餐館中服務員甚至比客人還多。其三，高附加值的服務業，比如金融保險、法律咨詢、電影文化產業等等的確有待加快發展。可是這些高端服務業的發展與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上沒什么關系。

　　所以繼續擴張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出口是實現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由之路。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不僅能夠增加就業，更為重要的是，可以使成千上萬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邊干邊學”的機會，從而加快我國人力資本的積累。一個有機會成為合資企業員工的人，經過2-3年的實踐，就將成為一個熟練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工人；這樣，他的人力資本和那些整天在農村無所事事混日子的人相比，不啻天壤之別。更多的生產活動轉移到中國，將為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帶來這種學習機會，由此產生的熟練勞動工人又會吸引更多的企業將生產活動向中國轉移,這種良性循環有可能不斷進行，直到大多數勞動力被吸收，勞動成本上升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止。所以，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出口將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性任務。

　　中國的勞動力轉移將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勞動力從傳統的小農經濟向現代產業的轉移，如此巨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只能在全球市場范圍內完成。對于其他國家而言，與接受作為中國勞務輸出載體的加工貿易出口相比，替代的方案會更加痛苦。因為理論上來講，另外一個實現大規模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方式可能就是移民了，特別是移民到工資收入比較高的工業化國家去，但這個方案顯然是不現實的。因而，擴張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和出口不僅對于中國來說是解決剩余勞動力，提高大多數人口的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最優方案，同時對世界經濟來講，也是一個對中國的崛起相對容易接受的途徑。

　　有些人認為由于這些出口是低附加值的，賺取的是“血汗錢”，進而認為不應該繼續鼓勵，而建議政府應當有選擇地鼓勵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產品的出口。這實際上是有問題的。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形勢與當年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階段不同：如果今天中國不做加工貿易的話，明天，緊跟在我們后面虎視眈眈的印度、越南等亞洲國家立刻就會搶奪中國在世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份額。目前政府所倡導的產業升級的策略毋庸置疑，中國也需要發展除勞動密集型產業之外的高端產業。但我們想要強調的是，從勞動力轉移的角度看，勞動密集型制造產業仍然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一言以蔽之,目前不斷上升的貿易順差的利弊不應只從金融的角度來考察，而應從中國如何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實現其發展的總體目標的出發點來審視，因而不僅不應當成為中國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一個困擾，反而應當看作中國在未來十年間把握人口紅利和經濟全球化的機遇、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窗口，是

　　(屈宏斌為匯豐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馬曉萍為宏觀分析師）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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