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記者 王影

　　改變官本經濟的現狀，真正樹立“民本經濟”意識。擴大內需關鍵是擴大消費需求，擴大需求的關鍵就在于擴大居民收入，擴大居民收入的關鍵在于讓老百姓創業

　　中國經濟走出低迷后不到兩年，就出現了局部過熱、產能過剩等結構性問題。這尖銳地警示我們，從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轉向主要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經濟的增長方式，已成為決定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

　　如何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必須切實把握經濟現實中影響內需和消費的根本癥結，才能對癥下藥發展經濟。為此，本報記者以湖北的經濟為例采訪了湖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粱亞莉女士。

　　刷新“九省通衢”地位

    《財經時報》：你認為擴大內需是湖北發展的重要機遇，依據何在？

　　粱亞莉：湖北地處內陸中心，各種客觀條件決定了它是一個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的省份。從湖北獨特的區位優勢、暢達的交通、完備的水陸空運輸條件等方面來看，經過這些年的改革開放，它正在刷新歷史上“九省通衢”的地位。過去曾有 “貨到漢口活”的說法，因此，湖北完全可以成為全國重要的綜合性交通樞紐和重要的區域性物流中心。

　　目前，武漢的消費品零售總額位于全國第六。2004年武漢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比城鎮居民和支配收入高3000多元，充分說明了武漢市場的吸引力。這些特點使湖北特別是武漢具有了一種輻射國內市場的獨特優勢。

　　如果說發展外向型經濟是內陸省份的弱項，那么，在發展以面向國內市場為主的內需型經濟上，湖北則具有巨大潛力。改革開放20多年來，盡管我們在外向型經濟上做了很大努力，但經濟外向度始終低于全國。截至2005年，全省外貿依存度是12.6%，比全國低51個百分點。

　　這一方面說明我們在開放上還有差距；另一方面則顯示出湖北作為內陸經濟大省，在發展模式上始終是一個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的經濟體。立足于國內市場，是湖北發展的相對優勢和特色，也是湖北發展的主要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當前積極推動增長方式從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轉向主要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毫無疑問，對湖北是一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機遇。

　　《財經時報》：我感覺擴大內需對湖北發展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據我所知，湖北的經濟狀況與其他的發達地區相比是有差距的，你認為要拉動湖北的消費、擴大內需，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努力？

　　粱亞莉：現在我們的經濟增長是很快的，但是，我們的結構矛盾仍然很尖銳，我們的二元結構仍然很突出。我們的城鄉差異在擴大，老百姓的生活沒有和經濟增長的速度一樣同步增長和改善，讓人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方面我們還做得不夠。

　　一般來說，消費需求的擴張，帶動消費品的生產增長；消費品生產的擴張帶動投資；投資的增長又帶動投資品的生產，這樣的過程才是良性的。市場經濟第一帶動力就是消費。那么，老百姓的消費能力不上去，他的消費收入長期被低收入遏制，這成為了我們發展中的一個最致命的問題。

　　實際上中央從1997年就提出擴大內需、消費拉動的問題。可是為什么一直到今天，我們只看到了投資在猛漲，消費卻顯得比較遲緩呢？一個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的省份，一個在消費品市場上具有明顯優勢的省份，為什么在全國內需增長、消費升級的潮流中卻顯得步履蹣跚？這顯然有著深刻的根源。

　　除了各種客觀因素以外，體制性、基礎性的制約是根本的原因。要想解決根本問題就要改變機制。如果發展不能跟“富民”很好地結合起來，根本的二元結構的矛盾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大量的人群還在為就業、為基本生活奔波時，內需就會被遏制到極低點。

　　發展以富民為目標

　　《財經時報》：但是像浙江這樣的沿海省份似乎跟大多數內陸省份的發展態勢不一樣，湖北能從浙江模式中借鑒哪些經驗呢？

　　粱亞莉：近幾年來，我們將湖北與浙江的發展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了很多耐人尋味的啟示。浙江人在改革開放之初曾被人們稱為“四無”省份，基本上無資源、無國家投入、無國有企業、無外資投入。就是這樣一個省份，在20多年間，經濟總量從全國的12位躍居全國第4位，奇跡般地發展背后顯然有著獨特的動力和機制。

　　浙江一開始走的就是內生性增長動力為主的道路，盡管地處沿海地區，但到上世紀末，浙江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僅為12.3億元，比湖北僅高3.2億元，浙江人1998年的外貿依存度是24%左右，比全國還低10個百分點。浙江外向型經濟的突飛猛進，主要是在進入本世紀后。

　　顯然，浙江奇跡般地崛起，首先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拉動。浙江之所以能夠實現大大高于湖北和全國水平的持續快速發展，關鍵在于它自身快速成長的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浙江在充分利用國內需求的同時，也形成了自身發展強勁的內在需求。特別是消費能力，無論是增長速度還是人均規模都在全國首屈一指。

　　2005年，浙江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9456元，高出全國4320元，高出湖北4260元，在全國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第三，甚至超過了特大城市天津。如果全國人均消費額達到浙江的水平，將使全國的消費品市場擴大80%以上。這種投資、消費能力巨大差別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同的發展路徑。

　　浙江的發展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富民”，而湖北的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與“富民”脫節。浙江人的富裕水平是全國各省份中最高的。近幾年來，浙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純收入都是全國第三，浙江的民間資本的充裕更是超出了任何地區，不僅成為全國投資持續擴張的主要力量，而且是近幾年來在國內投資市場上最為活躍的一支生力軍。

　　湖北的城鎮居民的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收入則長期水平偏低，增長緩慢，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湖北民間資本的薄弱也造成相當長時間內民間投資的疲軟。

　　在如何依靠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發展自己，同時也不斷擴張自身需求的問題上，浙江與湖北走出了不同的路子，結果也大相徑庭。從根本上講，這種差別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機制的必然結果。

　　致力于民本經濟

　　《財經時報》；你能否談一下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粱亞莉：比較差距，從中就可以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浙江的發展機制是“民本經濟”。

　　我認為至少有三個特點，一是以“富民”為根本目標；二是放手讓老百姓自己解決自己、轉移自己、富裕自己，使千千萬萬老百姓真正成為發展的主體，老百姓的自主創業致富成為發展的主要動力；三是“小河有水大河滿”。首先讓老百姓富裕，政府財政才有源源不斷的活水。

　　在這種機制下，浙江不僅老百姓富裕程度高，地方財政也迅速增長。2005年浙江地方財政收入比2000年增長3.11倍，在沿海發達各省市中位居首位；人均財政收入達到2677.6元，遠遠超過了廣東、江蘇、山東等省。

　　胡錦濤總書記今年在青海視察時講了三句話：“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是對“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精辟闡述。浙江“民本經濟”完全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根本精神。它提供了這樣最大限度地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實現富民、富省，是發展成果真正成為人民共享的生動實踐。

　　《財經時報》：湖北與浙江的根本差距正在于此。

　　粱亞莉：湖北作為老工業基地，長期以來計劃體制的影響直到今天依然表現出巨大的慣性。其主要表現，就是在發展機制上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官本經濟”的痕跡。“官本經濟”說到底就是政府主導的經濟，而不是充分依靠和發動民間的力量、市場的力量、群眾的力量；不是以“富民”為根本目標，讓發展和富民充分結合起來。這是湖北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自主增長的動力發育遲緩。比如湖北的投資長期高度依賴國家和政府，民間投資難以充分發展。

　　二是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湖北經濟發展長期過于依賴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而國有企業的改革又明顯滯后，活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基礎——群眾性的創業活力很不充分，民營經濟明顯短腿，作為一個老工業基地湖北人均企業數量甚至低于全國、低于周邊的湖南等省。這是群眾性的創業性活動不充分的表現和結果，更是就業和轉移農村勞動力不足、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基本原因，也是地方財政實力不強的基本原因。

　　三是舊的經濟結構調整艱難。湖北大(主要依靠國有大企業)、散(產業布局分散)、重(產業結構偏重)的格局明顯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制約了就業和勞動力轉移，一些明顯制約發展特別是制約市場主體、制約市場機制的作用、制約群眾性創業活動，需要通過更大力度的改革來克服。

　　湖北人多年來常常為發展不夠而反省和困擾，當我們將湖北與浙江進行深入比較后，許多問題就找到了答案：發展機制是決定發展路徑和發展效率的根本問題。

　　湖北省近年來堅持“打基礎、管長遠”的方針，著力以改革為先導，不斷加大機制創新力度，努力在改革上走在前面。事實證明，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發展機制的不斷改善正是近年來湖北省經濟發展“漸入佳境”的根本保證。

　　毫無疑問，在面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一重大挑戰和考驗的時刻，首先要立足于在第一次分配的過程中，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在“富民”的過程中實現相對公平和協調。在這個基礎上，政府針對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進行第二次分配，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道路。

　　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要害在于農村巨大的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要推進這一過程，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自主創業致富。離開了這個根本基礎，僅靠社會保障、轉移支付、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為此，需要更多地考慮一些宏觀政策問題，如稅制問題，在降低稅賦、簡化稅制上，應當還有較大的改革空間。政府如何真正把對企業的扶持重點由國有企業更多地轉向中小企業特別是創業企業，更重要的是真正跳出官本經濟的慣性，還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小河有水大河滿

　　《財經時報》：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給中部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機遇，湖北在這個機遇中能夠放手讓老百姓去創造財富的空間很大。你認為政府要做些什么，湖北人又要做些什么？

　　粱亞莉：過去我們對中部地區問題提得比較尖銳，中部實際上成了政策的洼地，這個對中部的發展不公平，對國家全局的發展也很不利。中國的現代化主要還是要解決農村問題，農村問題又大量地集中在中部，而中部的勞動力平均占有土地又是最少的，這意味著中部的剩余勞動力最多，壓力最大。所以農村的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當中的重點和難點，這個重點和難點凸顯在中部。

　　同時中部又是一個老工業基地，它積累了很多問題和矛盾，在這些矛盾中又包含了許多舊體制帶來的慣性問題。集中在中部農村二元結構的矛盾解決不好，那么，全民奔小康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一句空談。因此，中央提出的中部崛起大戰略，無疑讓中部有了一個很好的發展機遇。

　　如何把握這個機遇，我想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做到，一是政府要放松條件讓老百姓創業，二是有條件的話要給他們進行培訓，另外就是要提供一個完善的社會化的服務體系。對中小企業包括創業型的企業進行扶持，它們要發展最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扶持。

　　過去我們抓大放小對于國企改革來講是恰當的，但是作為政府只有一種方針就不正確了。根據湖北的情況，我認為恰好應當放大抓小，大企業在各個方面有壟斷優勢，需要你去抓什么？真正需要扶持的是中小企業。

　　越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越注重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如何讓它們有更好的創業環境，稅收上給予更寬松的政策，特別是在信貸支持上給予更多方便。雖然，金融問題比較復雜，但還是必須往前走，讓那些創業的企業在資金上沒有后顧之憂，它們才能發展。

　　《財經時報》：轉變機制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加上原有的陳規陋習就更難了。

　　粱亞莉：在轉變機制方面，湖北可能不像浙江走得那么快，但這不是實質問題。黑格爾說：“任何人都不可能先學會了游泳再下水，只能是下了水再學游泳。”何況我們湖北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只會耕作，湖北有著名的僑鄉天門，國內有很多大城市都有一條黃陂街，湖北的黃陂人出去做生意闖天下的意識非常強。湖北人民在千百年的歷史進程中，也有一種創業的文化，有一種深厚積淀，有一種奮斗的意識。

　　即便我們有一些陳規陋習，在發展的過程中會改變。當然，政府要正確引導，要改變官本經濟的現狀，要從官本經濟的槽穴中跳出來。真正樹立“民本經濟”意識，對于浙江的民本經濟的特點要加以強化，并進行深刻剖析。

　　我認為，政府轉變職能以及改變相應的工作慣性非常重要。舉個例子：香港政府的職能就很簡單，整個稅種就是所得稅，稅率14%。香港這樣的彈丸之地發展得那么好，按香港人的說法，是香港人勤勞，非常善于奮斗，這是對的。但是，善于奮斗也要有奮斗的環境。如果你一奮斗政府就收，你還能奮斗嗎？奮斗后面有很多很深刻的東西，值得我們去研究去借鑒。

　　政府真正做到放活一池水讓老百姓不斷地富裕起來，政府二次分配財政轉移的負擔才會越來越輕。我認為，擴大內需關鍵是擴大消費需求，擴大需求的關鍵就在于擴大居民收入，擴大居民收入的關鍵在于讓老百姓創業。第一次分配在創造財富的基礎上較快地增加收入，到第二次分配時政府要轉移支付也好，縮小市民收入差距也好，扶貧也好等就有可能了。

　　二次分配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第一次分配都沒有做好，在二次分配中政府的負擔何其沉重，何其艱難！要充分認識到要讓小河先有水，如果大多數小河都有水了，你再去對那些少量的沒有水的或者水比較少的灌一點，就走入正常調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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