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經營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從戰國時起，中國就開始對當時主要的經濟資源——鹽鐵實施專營制度。西漢時期，《鹽鐵論》就對是否應該實行鹽業專營展開過激烈的爭論，最終以財政官員主張專營而結束。

　　在中國，長達2000年的高度專制的政治模式幾乎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以農為本的國策嚴重窒息了工商業的發展。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槍炮打開中國的大門，中國這一長期不變的政治傳統才得以松動。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人士，都對經濟強國道路進行了思考。但囿于時局和傳統思路的影響，中國選擇了工商業官辦或督辦的模式，仍然希望在資源壟斷下發展工商業，實現實業救國。

　　清朝的滅亡打破了這一迷夢，而民國混亂不堪的局面下又形成官僚壟斷資本，市場的自由程度極低。

　　新中國建立，在意識形態主導下，因此經濟道路選擇了蘇聯式高度集中的壟斷模式，最終結出了制度性壟斷的惡果，導致

　　沒有憲政框架下的市場化，制度性壟斷只會變本加厲，傷人害己，削弱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發展后勁，貽害百姓。

　　制度性壟斷在中國的前世今生

　　訪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法學教授李曙光

　　制度性壟斷在中國社會的深厚的土壤，不能僅僅從經濟現象，特別是當前的經濟現象來分析中國當前的壟斷問題，這里有很深厚的社會、歷史、制度文化影響因素。制度性壟斷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追述很遠，與中國政治結構，政治傳統和政治資源的高度壟斷有關。

　　記者：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專制國家，歷史上形成的經濟資源壟斷似乎很難和政治結構分開，請談談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壟斷高度一體的特征。

　　李曙光：中國在早期的政治結構，從秦始皇開始算起，書同文，道同軌，這種大一統的建構開始，各地方的政治資源必須由中央分配。

　　到漢代，董仲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進一步從思想文化上強化了政治壟斷和全國經濟資源的壟斷。從漢朝文景之治到盛唐時期，這種大一統模式發展到頂峰。唐政權編了一部法律——《唐律疏義》，這部法律的特點是治吏治民不治軍，不能觸及君主的權力地位，將包括經濟資源在內的所有資源和政治結構統合到最高點。從《唐六典》到元朝改變行政區劃，再到晚清的職官制度，經過歷史的積淀，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高度集中的大一統模式進一步強化。

　　在這種資源由中央高度壟斷的社會形態下，以農為本、重農輕商成為中國的政治國策，中央政府不希望通過市場交易將自己的政治權力分解掉和弱化自己的資源分配能力。農業上，在皇帝專有前提下，直接或者通過地方封王的代理方式，將土地分解到社會。由于商業的形成基礎是基于自由、平等的交易，這對皇權至上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無疑形成強大挑戰。但是，這種由中央集中分配資源的方式也對政府的行政能力構成巨大的負擔和挑戰，卻又無力改變。傳統的政治結構也決定了中央政府必須通過這種方式去管理社會。中國式的農業文明和海洋文明區別就在這里，這就是中國壟斷的傳統之根。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不是經濟決定政治，而是政治決定經濟，是政治結構在主導經濟發展。

　　記者：鴉片戰爭以后，西方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自晚清到蔣介石政權的滅亡，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的高度壟斷現象發生了什么變化？蔣介石政權的滅亡與經濟壟斷有何關系？

　　李曙光：晚清在外力的壓迫下，西方的“生光化電”可以將中國積累了幾千年的文明在一夜間打敗，從而對中國原有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產生極大影響。晚清上層的知識精英和官僚精英都在反思，最后在政治制度上找到根源。于是朝廷派出五大臣到日本和歐美等國考察憲政，改革官吏制度。但這立即在政治權利分配、資源分配等利益上觸動了中國大一統政治結構的根子，引起最高層的強烈抵制，于是選擇日本的立憲方式，預備立憲，強調君權不能動搖，最終激發辛亥革命的爆發。

　　清朝前期，政府對中國的有效統治是與滿族被漢族的政治同化分不開的，清王朝在政治上采取了漢人傳統的統治方式，但到了晚清，政府的統治能力與政治架構不再相配，特權階層腐敗依舊，政治統治能力被消解。辛亥革命并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傳統、政治文化和政治資源分配方式。盡管孫中山曾力圖解決這些問題，在他還沒有控制全國政治資源和對行為方式做出清晰規劃的時候，就離開了人世。后來的蔣介石政權仍然沒有擺脫集中模式的困擾。1873年，李鴻章創辦招商局，以中央政府出錢為主，再吸納部分地方上已經初步形成的官僚資本以及部分外資。

　　這種以官方為主投資的模式實際控制權在官僚個人，其實是最早的國有企業，官僚對企業有無限主導權和控制權，與現在國企的問題一個道理，給人的感覺既是國家的又不是國家的，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這種模式一直伴隨著中國對來自西方壓力的回應過程，催生了開明專制，經濟上可以給予一定的自由度，但皇權至上不能動搖。但經濟上的自由度在“官本位”條件下又只會分配給有官方背景的人。晚清時期，地方勢力已經崛起，希望能與中央政府進行博弈，希望能重新分配政治資源，于是出現張蹇這樣的民族資本家，市場經濟開始萌芽。但模式依舊，從中央到總督、巡撫，各地仍以招商局為主攫取資源。在缺乏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治理架構和地方勢力有足夠能力與中央抗衡的前提下，北洋政府時期開始產生官僚資本。蔣政權希望迅速集中權力，但與明清背景不同，已無法恢復到高度統一模式，只能形成于與之關系密切的幾大家族中，大的官僚資本下還有小的官僚資本。這實際上都是政治資源的形成和分解過程中的經濟重新調整的反映，二者具有高度一體性。

　　蔣介石政權時期的制度性壟斷實際上也是政治權力的副產品，造成了社會治理和執政能力的低下，再遭遇到抗日戰爭和世界陣營的變化，其政權覆滅就不足為怪了。

　　記者：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歷史沿革上，制度性壟斷的特點與解放前有什么差別，改革以后發生了什么變化，經濟形態有什么改變？

　　李曙光：解放后，從公私合營到全部公有化，將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權力分配方式和北洋政府時期形成的官僚資本鏈條全部打斷，形成虛擬上的國家所有制。管理權力集中到中央，但中央管理經濟的方式是通過政治資源的控制方式進行的，其下設立了很多行政部門管理經濟，甚至一個產品一個部門，到90年代發展到極致。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政治上議行合一，經濟上高度公有，在這個背景下啟動改革，實際上就是一個分權的問題，從經濟權力開始。在政治結構變化很小，經濟權利無限分配的狀況下，出現了“官倒”。從官倒開始，形成一個個小型壟斷。1988年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主導思想是政企分開，讓企業有充分自主權，但這樣的政治結構決定了分權很難落到實處。后來又搞了一個轉制條例，列出14項應該分到企業的權利，發現不行以后，1994年又開始國有企業兼并破產試點和股份制改革，私有經濟得到極大發展，對原來的政治結構行政性經濟壟斷提出挑戰。

　　記者：中國是一個傳統深厚的國家，有人認為，中國自己的國情決定了中國應當在壟斷問題的解決上更多地向法國、新加坡和日本借鑒經驗，而不是英國、美國這樣高度市場化國家學習。但市場經濟運作最好的國家還是美國，對此，您有何評價？

　　李曙光：從反壟斷層面，這個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從制度層面上講就不妥了。作為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新加坡模式絕對不能學習。那是一個城市國家，中國的市場要素有800萬，新加坡和中國不能同日而語。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充其量只能作為國有企業運營的參考，如果提到社會經濟層面，就不太合適了。新加坡有市場經濟的殼，但并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的行政干預度很強。從歷史脈絡來看，中國走向了一個歷史“反動”，將朝相對自由、寬松的市場經濟方向發展。自晚清以來，中國行政對經濟資源的壟斷在自由化市場經濟進程中不斷被消解，而新加坡仍然是一個高度一統的國家。中國應該走類市場經濟國家，學習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

　　在歐洲國家，傳統的法國并沒有解決好自由競爭和壟斷的關系，廠商合謀、合并、企業對市場的支配作用很強，法國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對壟斷給予支持。這樣，其自由競爭的市場形態遠不如英美等海洋型國家完善。以資本市場為例，法國巴黎交易所規模極小，門挺冷落，遠不及倫敦和紐約交易所。法國現在處于全球化和抵制全球化的矛盾之中。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時市場健康地發展起來，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讓資本往中國流動，如果不向英美學習，反而去模仿法國、新加坡的路子，只會離目標越來越遠。日本模式也是一個危局模式，銀企結合程度高，現在也在學美國。小泉上臺以后，進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自由競爭的改革，比如腐敗盛行、效率低下的

　　在資源高度壟斷條件下，經濟也可以發展到一個高度，但很難持續，極易發生金融危機，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風險也在積聚，其速度甚至可能超過經濟增長，處理不當就會爆發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

　　作者：羅岳(本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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