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文摘》選擇將“壟斷”作為8月號封面話題，對此我是一半贊成，一半不贊成。贊成的理由，是因為壟斷這個話題仍然算得上是中國目前的一個焦點話題。比如，壟斷部門收入與普通部門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2006年6月26日的《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說電力部門一個倒閉電廠的抄電表工人的年薪高達10萬人民幣，而中層的年薪在50萬人民幣以上)現正引起全社會的強烈關注。又比如，《反壟斷法》傳聞可能要出臺，這也使得壟斷的話題再度推至前臺。不同意的理由在于，壟斷話題并非新話題，早在1999年，我和北京大學的張維迎教授長篇大論地討論了中國由管制所帶來的法定壟斷問題，如果再加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昕竹、余暉等學者在學理上的研究，周其仁、胡鞍鋼等對于電訊等壟斷行業的炮轟，可以說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關于行政壟斷的話題實際上很難再做出漂亮的新東西來，壟斷在國民心中幾近變成了“死老虎”，只是我們不太清楚什么時候“死老虎”會真的死去。

　　不過，一旦涉及到“死老虎”何時才能真的死去這個話題，還真是有些未盡之話要講。在下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死老虎”要真的死去，必須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重點必須從國有企業改革轉向政府管理改革。

　　這里我且從壟斷與政府管制以及政府干預的關系講起。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壟斷的來源共有三種(不是兩種)，一是自然資源導致的壟斷(如礦產資源壟斷與網絡型壟斷)，二是市場競爭演變成的壟斷(如微軟與英特爾形成的市場壟斷)，三是政府的法定壟斷(又稱行政壟斷，如中國廣泛存在的國有壟斷企業的壟斷、地方保護主義的壟斷等等)。一般來說，經濟學家認為自然壟斷事出有因、有利有弊，很難取消，而競爭壟斷由于“可競爭性”的存在也不足為害，真正值得重視、警戒是的政府的法定壟斷。

　　法定壟斷的根源來自于政府管制和政府干預。所謂管制(regulation)，是西方的一個概念，意思是政府確定規則并讓市場主體按照某種規則行事。通常，成熟市場經濟下的管制目的只是為市場主體提供一個市場競爭的框架。這種管制及其造成的壟斷并非全然是壞事，比如“專利權”就是對于

　　相比于管制，政府干預要走得更遠。對于許多國家的政府來說，之所以直接對企業決策進行干預，往往為的是達到政府想要達到的非經濟目標，而這個目的可能與市場競爭和社會福利目標沒有任何關系，甚至完全偏離了市場競爭和社會福利目標。比如，

　　這也就是說，在西方，政府管制的出發點是維護市場秩序，并非與市場競爭過不去，而我們搞的計劃經濟從一開始便是立足于取消市場、消滅競爭，兩者的性質截然不同。事實上，在長期的計劃體制運行當中，不是“競爭”而是“壟斷”才是褒義詞(如列寧高調主張的蘇維埃“國家托拉斯”就是這樣)。

　　一旦計劃體制消滅了市場，消滅了企業，消滅了企業家精神之后，政府便集所有功能于一身，法定壟斷也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比如，在西方，企業賺不賺錢是企業自己的事，與政府無關，政府作為裁判要管制的是企業損害社會的行為。但在我們國家，國有企業是國家所有，地方國有企業是地方所有，因此當國有企業發生虧損的時候，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作為企業的所有者，決不能坐視不管。因此，我們會看到，一個西方企業無論什么原因虧損，它都沒有能力來形成一個價格聯盟，因為那樣做是不合法的，即使企業違法地做，由于“囚徒困境”的原因，最終也很難達成價格聯盟的協議，達成了協議也很難被執行，但在中國，如果政府本身是企業的所有者，承擔著虧損的責任，它就不會希望虧損，而為了國有企業不虧損，政府就必然利用政府社會管理者的職能，利用其特有的壟斷權力，來保護自己作為所有者的利益。此外，我們還看到，西方的地方政府主要承擔公共職能，其權力的行使還要對選民負責，但在中國當前的地方分權體制下，一方面財政聯邦主義大行其道，地方收益與地方競爭緊密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地方權力缺乏制約導致政府機會主義同樣大行其道，財政聯邦主義＋政府機會主義使得地方政府行為表現更像公司而非“公仆”。為了尋求“地方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總是積極地設租和尋租(當前最典型的是

　　因此，我們看到，壟斷的根源其實是在于權力，而權力行使的不當又在于政府角色的錯亂。在當前中國轉軌經濟中，政府可以說扮演著三重角色，一是作為一般社會管理者的角色，二是作為市場管制者的角色，三是作為企業所有者或者說是生產者的角色。現實中，這三重角色之間很難協調，想不沖突也難。經常性的結果就是，政府利用其社會管理者的壟斷性權力來謀取它作為所有者利益以及財政收益的最大化。政府行為公司化正是中國目前各種各樣的管制和壟斷現象不斷出現的深刻原因。

　　和其他壟斷相比，法定壟斷是最壞的壟斷，因為政府權力沒有第三方的力量能夠限制它。由此大大地損害效率與公平。中國的國有企業壟斷及其導致的收入兩極分化已經引起社會的憤怒，地方保護主義、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形成的權力——資本神圣聯盟也備受有識人士的批評。但是，“死老虎”如何才能真正的死掉呢？顯然，解鈴還須系鈴人，當前，最重要是不要回避政治體制改革，最關鍵的是深化政府管理改革，并以此促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前段時間，有關改革的爭議頗多，有些意見甚至主張擱置改革或叫停改革。其實，改革就像蓋大樓，停不下來萬不可能，那樣做只會讓改革成為“爛尾樓”。因此，真正要探討的問題是如何改革。過去，我們一直強調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幾乎是單兵突進)，而在經濟改革中比較強調的是國有企業改革(稱為“重中之重”)，有時候則是價格改革(理順價格體系曾被稱為中國改革的主線)，但現在中國是到了啟動政治改革和政府改革的時候了！如果政府管理改革不能及時往前推進，政府不能厘清其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政府權力不能受到社會公眾的制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為不能發生根本改革，中國的市場化經濟改革將難再有大的突破，單兵突進的經濟改革一定會加快出現邊際效率遞減。

　　說到底，“死老虎”是一個體制現象，“死老虎”何時真正死去，不在老虎，而在縱虎者。

　　作者：本刊總編輯趙曉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