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自古有之。秦始皇御準寡婦清專賣朱砂，可稱是古代最早的全國性壟斷。此后，漢代的鹽鐵專營、唐代的榷酒、宋代的榷茶，皆可視為壟斷。古今“壟斷”含義不盡相同，但清末的壟斷較古代的壟斷弊端更多，危害更大。

　　與民爭利

　　清政府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企業都是壟斷企業。其時，壟斷被稱為專利。中國的第一家織布廠——上海機器織布局創立之始，即被授予十年專利，“酌定十年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其專利并不限于通商口岸，實是全國性的壟斷。其他官辦企業也都享有各種特權，如開平礦務局，“距唐山十里內不準他人開采”、灤州礦務局“礦界四至較定章三十方里特為寬展(達三百三十方里)，他礦不得援以為例”。對于輪船招商局，李鴻章“五十年內只準華商附股”，不許“獨樹一幟”。但壟斷的結果是限制了華商，卻未能限制洋商，如開平煤礦終落英商之手，而“以灤收開”的企圖終成泡影，最后灤州煤礦反被開平煤礦吞并。再如輪船招商局雖然收買了美商旗昌輪運公司，卻對英商太古公司無可奈何，始終未能從外商手中奪回中國航運業的主要控制權。

　　清政府曾經把解救自己財政危機的希望寄托在商辦工礦企業上，但是，出于它的封建本質，又時時企圖實行官辦，因此，商辦與官辦的矛盾始終貫穿于清末“振興工商”的實踐中。清政府堅持官辦主要出于兩個原因：一、對民族資本不信任。如對于軍火工業，它是從來不許民族資本染指的，對于鐵路事業，它也是緊抓不放的，對于鐵路修筑權的開放，始終是有限度的。各地商辦鐵路公司的設立以及總協理的人選都要經過清廷的批準。清政府原計劃，“招商設立鐵路公司，不用官督商辦名目”。但當1906年湖南奏請商辦鐵路時，又出爾反爾，申明“鐵路系軍國要政，仍應官督商辦”。二、與民族資本爭利。對于企業，本著“有利者留，無利者去”的原則，無利可圖的企業，推給商人去經營，而有利可圖的，則往往禁止商人插手，甚至已經商辦的企業，發現利大，也不甘讓利于民，收回官辦。如電政局原來是商辦的，營業利潤很高，清政府便以“電務為軍國要政”為由，“籌還商股，將各電局悉數收回”。各省督撫為擴充實力，凡屬“可興大利”的礦產，定為官辦，不準商辦。即使已經商辦的，也往往被他們奪走。如廣東士敏土廠被兩廣總督岑春煊定為官辦，“不準商人仿制，致礙公家之利”。廣西平樂、富川錫礦、廣東曲江、合浦、江蘇幕府山等處的煤礦，都是因為“苗旺質佳，獲利甚厚”，而被“勒令交出，改歸官辦”。而這些企業實行官辦以后，由于官僚的無能和揮霍浪費，都陷入了管理混亂、虧損不堪的狀態。當然不僅這些企業，凡是官辦企業，莫不如此。張之洞創辦的湖北官紡局，“機器的情況很壞，同時有嚴重的浪費、混亂和怠工。……關于這個紗廠，最大的困難是派來大批無用的人做監督，這些人都管叫坐辦公桌的人，因為他們坐在桌旁，無所事事。他們為了一點私利把訓練好的工人開除了，雇用一些生手”。

　　壟斷-腐敗死循環

　　即使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企業，因為官僚掌權而商人無權，也腐敗不堪。如漢冶萍公司雖是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但“其腐敗之習氣，實較官局尤甚。督辦到廠一次，全廠必須懸燈結彩，陳設一新，廠員翎頂衣冠，腳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賞耗之費，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賬內。督辦之下，復設總、會辦，月支薪水二百兩、一千兩，一凡綠呢轎、紅傘親兵、號褂以及公館內所須一切器具、伙食、煙酒零用，均由公司支給。公司職員，漢、冶、萍三處，統計不下千二百人，大半為督辦之廝養，及其妾之兄弟，純以營私舞弊為能。上年有萍礦坐辦林志熙侵吞公款三十余萬兩，經工商部委員查出，現方由公司起訴，將林拘留。然漢冶萍公司開辦以來，侵款自肥，如林志熙者，殆不可勝計，不過互相包庇，無人發現耳。即如漢口揚子江機器公司，即由漢陽鐵廠搬出之舊機器所組成，并由鐵廠提銀五萬兩作為股本，由漢廠總辦李維格出名承辦，得利由各廠員均分，實則廠員并無一錢股本在內，即竊漢廠之舊機器及五萬金為彼數人之私產耳”。

　　出路：自殺或他殺

　　清末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壟斷企業出路只有三種。

　　第一，被腐敗官僚出賣，為外資吞并或淪為外資的附庸。如上述漢冶萍公司從1908年到1911年，共借了11次外債，其中8次是日本債，到1911年，共欠日本債款1721萬日元，其中最重要的是600萬日元的預借生鐵價款。自大冶鐵礦砂輸日后，日方以礦砂運費頗巨，即有獲取漢陽廠所煉生鐵輸日而日本八幡制鐵所專重煉鋼的計劃。1910年達成日本八幡制鐵所購定生鐵合同，規定自1911年起15年間購買漢冶萍生鐵114萬噸，并規定每噸價26日元，15年不變。同時仿礦砂辦法，簽訂借款合同，向日本正金銀行借款600萬日元，年息六厘，15年為期，日本并派顧問、工程師、會計師進駐公司。當年，運交日本生鐵19164噸，占年產量的20.5%。至此，漢冶萍的鐵礦和生鐵就以供應日本為首要任務，日本人監督、掌握了生產和財務權，并有日軍駐扎。當時即有輿論：“漢冶萍三廠，雖名系中國，實為日人也”。

　　第二，經營失敗，被迫招商承辦，成為商辦企業，走上自由發展的道路。如武昌織布局、紡紗局、制麻局、繅絲局四大制造廠，在官辦時期，經營無利，連年虧累，時常關廠停工。但在1902年，由廣東商人韋應南承辦，訂立了20年的借讓合同。初改商辦后，每年仍有虧累，后經逐步實行財務上的整頓，漸能達到收支相抵，1908年四局共獲純利149384兩，從此每年的凈利，據說都在15%以上，其后發展成為著名的裕大華紡織集團。

　　第三，經營的官僚以虧損為名，勾結洋商，化公為私。如盛宣懷承辦的華盛機器紡織總廠，資本80萬兩，官本甚多，開辦以后，連年虧折。1897年暫租與洋商包辦三年；1901年會同兩江總督劉坤一，奏準華盛股本虧盡，老局

　　“干路國有”：革命導火線

　　當時，即有人看出了企業壟斷的危害。上海機器織布局十年專利之奏一出，即有人指出：“是何異臨大敵而反自縛其眾將士之手足，僅以一身當關拒守，不亦慎乎”。據該局招商章程所述，當時洋布行銷中國每年不下3000萬兩 ，該局計劃設織機400張，每年織布24萬匹，可售銀44.4萬兩；只抵得進口值的1.5%，尚不準成立其他織布企業，真可稱是“一身當關”。曾任該局主持人的馬建忠也說：“十年之內，不許他人再設織布局，而所設織機不過二三百張，每日開織只五六百匹，歲得十八萬匹，僅當進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則十年之間，所奪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一毛哉!”就是后來華盛總廠設立時，限定全國紗機40萬錠，織機5000張，也還是自縛手足。當時進口是以紗為主，1892年為2457萬兩，而華盛40萬錠全開可出紗30萬包，按當時市價不過1800萬兩，不足進口洋紗73%。在馬關條約簽訂后，外商獲得在華設廠權，清廷張惶失措，頒布上諭，要求各省設廠抵制，然而此時，中國工業基礎未立，朝野上下徒喚負負，悔之晚矣。

　　但是，清政府并不吸取壟斷阻礙工業發展的教訓，在壟斷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于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悍然宣布“干路國有”，收回各地商辦鐵路權。具有重要意義的鐵路事業被清政府收回官辦，激起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強烈反抗，清政府終于在商民保路聲中滅亡了。

　　作者：鄭起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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