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上的壟斷：出身不同 結局各異

　　壟斷分為自然壟斷、經濟性壟斷和行政性壟斷。

　　前蘇聯政權的顛覆，宣判了極端制度性壟斷的死刑，其他效仿前蘇聯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國家，比如越南，為了經濟發展，人民富裕加快了市場化進程，但是面臨的挑戰依然是必須先破除伴隨政治制度而生的制度性壟斷，只有將行政干預造成的制度性壟斷對經濟發展的阻礙減少到最低，才能夠通過發展經濟達到強國富民的目標。

　　與之對應的是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基于財產私有的社會背景，也有壟斷，不過，這些壟斷是自由競爭中出現的自然壟斷和經濟性壟斷。

　　這些國家發展的實踐證明，自然壟斷和經濟性壟斷只要不對市場公平性構成威脅，就能為國家和社會所認可，并在現有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下自我調節，從而釋放經濟活力，增強國力，造福百姓，實現社會和諧。

　　美 國：鮮明的自由精神與反壟斷傳統

　　美國反壟斷的英格蘭血統

　　1776年的馬里蘭州憲法規定：“壟斷是可憎的，與自由政府的精神相抵觸……應當予以避免�！逼渌麕讉�州的憲法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這種意識根源可以追溯到200年前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代的反抗壟斷專利權的斗爭。專利權為國王授予，但一經出世就立即遭到公眾的反對。伊麗莎白一世時的一個議員毫不含糊地指出：“我難以想象到這些壟斷特權給城市和鄉村帶來的痛苦；它的實質是將大眾的利潤轉移到私人手中，帶來的將是民眾的破產和被奴役�！睂�壟斷權利的反對意見使得伊麗莎白一世也不得不作出反應，表示一些壟斷特權“將被取消，另一些將被暫停，而不會予以實施。要根據法律和人民的利益對壟斷專利權進行考察。”

　　在當時剛剛擺脫了中世紀黑暗歷史的社會中，對工商業階層的利益越來越關注，如果授予社會中某些成員壟斷權利，工商業階層的利益將受到嚴重的損害。如果無端地授予某人生產某種商品或提供某種服務的壟斷權，將會突然剝奪許多人賴以生存的手段。女王通�？梢栽诔鍪厶卦S權中獲得可觀的收入，正如英國記者威廉·布萊克斯頓所下的定義，“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限制民眾過去原本擁有的生產或貿易自由�！敝钡�300年后，現代美國的反壟斷者仍然在法庭上引用當年女王的評論來反對內戰后迅速發展壯大的工業聯合體。

　　對壟斷的憎恨根深蒂固地扎根于英國政治思想中，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演變成為對君主制度的極端不信任。17世紀英國的共和與民主思想對美國聯邦憲法和聯邦主義者產生了巨大影響。約翰·亞當斯熱心于政治思想并堅定地支持在美國建立一個民主選舉的立法機構，約翰·洛克的著述不僅僅為起草美國聯邦憲法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框架，而且也有助于抵消諸如托馬斯·霍布斯之流的激進思想的影響。

　　維護自由競爭

　　美國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是私有制，繼承了英國自由競爭至上的衣缽。美國壟斷和反壟斷，就是一部反對特權(這些特權可能是來自行政上的特許權，也可能是市場自發形成的經濟和政治控制力)，保護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的歷史。美國壟斷形成的歷史也是美國經濟和工業實力、意識形態和消費主義混合發展的歷史，這一歷史僅僅只有125年，從杰伊·古爾德的時代到鐵路時代，再到今天的計算機軟件工業時代。在它相對短暫的歷史中，壟斷成為第一號的經濟公敵。壟斷顯示的悖論是簡單的，為了生產更多的商品，企業變得越來越大，由于規模經濟效應的應用，生產成本越來越低，利潤越來越高。一旦這樣的情形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該給律師打電話了。因為這離壟斷的指控已經不遠。

　　反對壟斷的情緒在新生的共和國內同樣強烈。

　　對壟斷的恐懼和對壟斷者的恐懼并不一定相同，內戰前兩者區別明顯。最初，壟斷和政府權利，新興國家組織相聯系，但內戰后問題變得更復雜，因為壟斷者開始引人注目。企業家在沒有政府或國王的干預下大獲成功，同樣沒有政治手段可以用來削弱他們的個人權力。取而代之的是專揭丑聞的新聞記者將壟斷者和他們令人生畏的創造予以曝光，吸引公眾注意力轉向美國前所未有的新方向。

　　要定義壟斷是比較困難的。早在工業革命前期，美國就從英國的普通法中繼承了強大的反壟斷傳統。內戰之后，商業發展更為迅猛。商業天才孕育了新的產業，新的產業因此迅速發展起來。托拉斯就是其中的一種。它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控股公司的前身。所謂托拉斯實際上是一個空殼公司，它以“信托”的形式持有其他股東的股份，在當時這被人們視為壟斷。立即招來了各州和聯邦政府的反對熱潮。國會反應迅速，在托拉斯問世不久就通過了1890年的《謝爾曼法案》(即反托拉斯法)。

　　以美國鐵路為例，早期的鐵路管制最多能被稱為是粗略的管制，但內戰后鐵路的費率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尤其是對美國的農民而言更是如此。1867年，一位名叫奧利弗·赫德森·凱利的前農業部職員在明尼蘇達州發起了格朗杰運動。這一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反對鐵路運輸的過高標準，他們認為這對農業地區的經濟發展構成了傷害。格朗杰運動很快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在7年的時間里，格朗杰擁有了超過2萬個地方分布，將近100萬成員。格朗杰運動的政治要求是堅決反壟斷，除了鐵路改革要求外，他們還強烈要求制定反壟斷的立法，開征個人所得稅。

　　正如在鐵路運輸業中發生的一樣，這類產業可以稱為“自然性壟斷”性產業，對工業革命有著極為關鍵的促進作用，但對他的管制將會造成災難性后果。另外一種類型的壟斷是政府施加的，這在20世紀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反壟斷精神的法律實踐

　　在美國，聯邦性的反壟斷法律數目很少，大多數情況下反壟斷訴訟都是根據《謝爾曼法案》或者《克萊頓法案》進行的。也有一些數十年前通過的法律，盡管都不是反壟斷法，但用它們來拆散壟斷卻非常有效�！陡窭�斯-斯蒂高爾法案》、《銀行控股公司法案》等法律在拆散金融壟斷體和公用事業壟斷體方面要遠比專門的反壟斷法有效得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一段時間，羅斯福新政的理念仍然當道，因為高等法院法官和國會議員們的職業生涯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70年代，其結果是許多30年代初次使用的觀念后來又復活了。1935年，國會用死刑條款來禁止大型公用事業企業(特別是那些由J·P·摩根控制的企業)擴張。它規定一個公用事業企業最多只能擁有一個運營系統。這一法律有效地限制了巨型公用事業控股公司跨州的擴張，其效力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20世紀60年代的另一項法律以同樣的思路禁止銀行跨越州界，這一法律直到90年代才被解除。羅斯福新政的理念以這種或者那種法律的形式存在了很多年，但這些法律的外衣下其實就是美國的反壟斷精神。2005年，美國政府起訴微軟公司，指責微軟企圖通過軟件捆綁銷售的方式來占有市場，扼殺網景，這一案例就是美國反壟斷傳統的最新實踐。

　　本文摘編自《美國壟斷史》([美]查里斯·R·吉斯特著)

　　案例：AT&T公司的三次拆分

　　1878年，即美國科學家貝爾發明了電話以后的第二年，就有了世界上第一個電話公司，一直到1913年，它都是壟斷經營，那時候沒有自然壟斷和網絡壟斷的問題，而是一種專利權經營。它的專利權是17年。

　　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美國形成1000多家小的公司。這些小公司很小，也許就是在城市的邊緣，就是一個居民區，搞幾個話務員，用人工的辦法接電話，也算一個小公司，這樣的公司也有1000多家；還有鐵道部門，內部有一些網絡，也想經營電信業。還有一些制造商，如IBM也想經營電信業，于是他們聯合起來狀告AT＆T，這種情況下AT＆T到1983年一分為八，分解成一家“長線”公司，繼承AT＆T牌子，同時把本地電話公司，分成了七個“小貝爾”(AT＆T的別稱還是貝爾公司)。這七家互相獨立，形成這么一種打散競爭的局面。這是第一次AT＆T的分解。

　　1995年，AT＆T自己又主動地一分為三，就是除了那八家之外，他剩的“長線部”還有一個貝爾實驗室，這時候把貝爾實驗室分出去了，同時還分出去一家計算機公司。

　　2000年10月25日，該公司又宣布一分為四。把移動通訊公司獨立出去，有線電視公司又獨立出去，同時長途電話領域里也進行了一分為二，一個是普通用戶公司，一個是商業用戶公司，但這四個公司分開以后，還允許掛AT＆T的牌子，只是無線公司和寬帶公司可以獨立上市。

　　(信息產業部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秘書長：楊培芳)

　　法 國：

　　在壟斷與自由間徘徊

　　法國的國有企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是政府長期推行國有化政策的結果。法國的國有企業持續時間很長，1945年1月到1948年6月，法國政府首先將雷諾汽車公司實行國有化，此后又將煤炭工業和鐵路運輸業收歸國有，同時對電力工業實行國有化，控制了電力生產能力的90%。法蘭西航空公司也于1948年6月被收歸國有。其間還建立了全國煤炭局、國家鐵路局、國家宇航公司和法蘭西電力公司等經營管理機構。此外，法國政府于1946年1月對四大銀行(法蘭西銀行、法國興業銀行、巴黎國民貼現銀行和里昂信貸銀行)以及34家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也實行了國有化。

　　1981年密特朗執政伊始，進一步擴大國有化規模，又對5個大工業集團、2家金融公司以及存款10億法郎以上的36家私人銀行實行了國有化。這些工業集團和金融機構都是本部門位居前列的大壟斷企業，在國內以至國際上都有較大影響，如貝西納.猶喬納.庫爾曼公司是法國有色金屬和化學工業中最大的壟斷企業；國有化的法國巴黎荷蘭金融公司，在國內外設有分支816個，存款總額為85.5億美元。至1990年，國家直接控制和國家控股50%以上的國有企業2268家，其中由國家直接控制的國有企業為108家。國有企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8%，投資額占全國的27.5%,出口額占25%。

　　數量眾多的國有企業無疑使法國的發展陷入缺乏競爭活力的窘景，而經濟學家開出的改革良方又無不指向私有化。

　　以鐵路為例，法國于1937年對全國鐵路實施國有化。多年來，因機構臃腫、職工福利負擔沉重等原因，法國國營鐵路公司運營艱難，民眾要求將該部門私有化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工會的強大卻日益成為鐵路私有化的巨大障礙。鐵路部門是法國罷工次數最多的行業之一，法國國營鐵路公司一天罷工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2000萬歐元。法國政府雖于2003年3月決定向國內私營企業和國外運營商逐步開放鐵路運營市場，但每每在工會組織的壓力下，難以真正實施私有化步伐。

　　2005年6月，一列私營列車滿載貨物從法國迪尼市開往德國扎勒市。它的出現改變了法國鐵路運輸業1970年以來一直被國營鐵路公司壟斷的歷史。該公司總裁斯特凡·里夏爾指出，雖然法國國營鐵路公司連年虧損，但鐵路運輸市場年運費收入高達20億歐元，私營鐵路運輸企業的前景一片光明。法國是歐洲鐵路貨運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鐵路貨運量占全國總貨運量的17%。

　　由于遭到300多名法國國營鐵路職工的阻攔，這列私營列車到達目的地時晚點4小時。以法國總工會為首的4家工會組織認為，“科聶科斯”公司的出現使法國鐵路系統面臨私有化威脅，法國鐵路工人的權益將因鐵路私有化而受到損害�，F在，法國鐵路的私有化進程不能斷言已經停止，盡管工人在工會組織下盡力開展與政府鐵路私有化的斗爭，但結局如何還有待觀察。

　　前蘇聯：

　　極端制度性壟斷的締造與終結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欠發達研究中心研究員林躍勤

　　蘇聯十月革命后通過農莊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化，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制度性壟斷體制的極端模式。由于所有制高度集中導致經濟高度壟斷，進而導致經濟高度僵化和低效率運轉，權貴階層與普通民眾分化嚴重。在知識經濟和全球化背景下，其經濟結構與市場經濟越來越脫節，最后產生巨大社會反彈。蘇共27大后，戈爾巴喬夫倡導民主化、公開化新思維無異給長期來形成的高度僵化政治集權、權貴壟斷下的經濟社會局勢撕開了一個口子，備受壓抑的求變思潮立即像火山一樣爆發。

　　記者：蘇聯的制度性壟斷模式可能在上個世紀最具典型意義，隨著東方陣營的建立，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度壟斷和集中的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產生了巨大影響。請談談蘇聯壟斷的歷史成因、后果和社會矛盾。

　　林躍勤：前蘇聯思想理論界長期囿于馬克思主義教條，片面強調大而全、大而公、公而好的指導思想，不斷追求經濟主體的公有化水平提高和純之又純的所有制結構體系，經過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到1936年底，公有制成分在蘇聯生產資料總額中的比重達98.7%(工業99.95%，農業96.3%)，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例分別為99.8%和97.7%，在商業零售額中占100%、在整個國民收入中占99.1%，工業中的非公有制成分只剩下少數租讓給外國經營者的企業和邊遠地區小城鎮的手工業作坊等，而在農業領域則只剩下集體農莊莊員的宅旁園地。然而，全盤國有化并不意味著生產力的極大解放，實際上，小私營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比國有經濟高出3-4倍。從30年代起，蘇聯經濟國有化程度不斷提高，如固定基金中國有成分從1970年的86%上升到1990年的91%。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其他所有制成分嚴重萎縮，違背了經濟發展水平對生產組織方式的客觀經濟規律要求，抑制了整個社會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和效率提高。

　　在蘇聯，像能源、軍工、外貿這樣的高度壟斷部門，福利待遇比其他行業高出2-4倍，與其他行業出現反差，部門間的差距很大，同時，地區間的反差也是一個特點，比如有油田的地區，工人工資比其他地區高好幾倍。由于壟斷造成的階層分化和區域差距，導致經濟低效率，人與人之間關系扭曲。

　　經濟高度壟斷和結構扭曲的加劇導致蘇聯資源配置效率降低，并反過來導致整個經濟增長速度不可逆轉地下降，使前蘇聯經濟從高速增長陷入減速、停滯到危機的螺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步拉大，如前蘇聯國民收入從1975年占美國的67%下降到1988年的64%和1990年的39.67%(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按PPP方法計算)。相應地，蘇聯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也從1960年的8.8%下降到1970的8%、1980的7%和1990年的5.5%，在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從1960年的第2位下降到1990年的第12位。

　　記者：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在高度壟斷的經濟模式下，前蘇聯經濟面臨僵化和風險積累的巨大危險，前蘇聯領導人有沒有做過改革或者調整的嘗試，結局如何，有什么值得思考的教訓？

　　林躍勤：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聯就嘗試著進行提高經濟活力的改革，一方面是農業改革，再就是進行地區重組，將部門權力下放到地區和企業，改“條條”控制為“塊快”控制，調動地方積極性，同時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利潤留成等辦法增加對企業的物質激勵，以調動企業積極性。赫魯曉夫可以稱為前蘇聯的改革者。但赫魯曉夫這個人情緒化重，改革隨意性大，缺乏周密、細致的全局性的改革思維，他可以稱為改革家，但稱不上是設計師。最后難免陷入失敗，但其改革的嘗試對于啟動蘇聯改革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如勃列日涅夫雖然取代了其政治地位，但依然繼續了其改革，如催生了1966年新經濟體制的誕生。

　　“新經濟體制”改革在減少計劃指標數量，減少對下級經濟部門的具體業務干預，以及促進經濟與市場機制相結合，擴大物質刺激等方面，都直接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盡管前蘇聯試圖在體制上進行調整，但始終受權貴精英壟斷集團的阻擾。

　　自1966年開始實行的“新經濟體制”并未真正觸動企業產權制度，國有企業一統天下和國有企業依然為上級主管部門任命的“公仆”經理所掌握、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局面幾乎沒有變化，企業無法成為真正獨立核算的經營者，職工也無法成為企業利益的真正的關心者和監督者。生產積極性缺乏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如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從 1966-1970年期間的6.8%下降到1976-1980年期間的3.2%。1975年蘇聯社會勞動生產率僅有美國的40%，其中工業為55%，農業為20%-25%。官僚壟斷既得利益集團膨脹并阻擾結構調整和體制轉型。70年代蘇聯官僚機構呈“雙倍”膨脹，國家部委機構多達100余個，整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達2000萬人。美國學者大衛·科茲和記者弗雷德·威爾經過研究發現，蘇聯黨-國精英分利階層為了維護錢權合一所帶來的壟斷利益，想辦法遏制下層變革意愿，阻擾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和市場化進程，迫使政府按照維持自己既得利益并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部門和區域來分配資源，使許多按照提高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原則制定出來的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文件往往停在紙上而無法付諸實施。

　　集中和壟斷是與短缺經濟相聯系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制度性壟斷又會催生制度性腐敗。由于信息缺失和信息不對稱，在蘇聯，包括黨的書記、國有企業領導在內的特權階層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搞到緊俏商品，形成二元結構和社會分化。蘇聯群眾曾戲稱，官員們生活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卻享受著資本主義的生活。這就是制度通病！

　　記者：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仍然面臨尚未作出重大變革的壟斷經濟體制的難題，俄羅斯領導人在破除壟斷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效果如何？對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前景，您如何評估？

　　林躍勤：蘇聯解體后，在具備憲政基礎的條件下，俄羅斯繼續了蘇聯尚未完成的經濟改革任務。轉型以來的俄羅斯致力于建設小政府，大大減少了國家對經濟的行政干預,減少政府經濟直接投資規模，增加公共服務開支，完善公共財政建設。同時，俄政府大力推動政府創新。加快電子政府建設，2001年7月5日通過的《2002—2010年電子俄羅斯》聯邦綱要，提出了加快包括建設“電子政府”在內的信息化建設的戰略對策。大力精簡政府機構，在2003年壓縮了20多個部委機構和大量裁減政府工作人員之后，2005年再次裁減了30%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推進政府微小化、透明化、高效化，徹底改變國家與企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企業經營活動長期穩定。此外，完善司法制度和執法機制，如90年代就通過了反壟斷法，成立了反壟斷部(后改為總統直屬反壟斷委員會)。普京上臺之后，大力整頓法律秩序和打擊貪污腐敗，俄羅斯通過驅逐別列佐夫斯基、通緝古辛斯基、將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總裁霍多伊科夫斯基判罪等行動打擊了寡頭氣焰，使法制水平得到明顯提高，經營環境大為改觀。

　　記者：與前蘇聯——俄羅斯相比，中國的改革走了一條似乎更加穩妥的道路，二者各有何利弊，改革成本如何評價？

　　林躍勤：俄羅斯休克式療法的轉型，盡管陣痛劇烈，短期轉型成本較高，但可能贏得時間紅利。蘇聯體制的崩潰，為俄羅斯與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走上市場經濟道路和為經濟持續發展奠定了憲政基礎。在實現了從衰退到復蘇的轉折之后，俄羅斯經濟又進入了一個增長轉型的拐點。這次，是從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及其大量出口的外延式經濟增長拉動轉變為主要依靠制度完善和技術創新的內涵式可持續增長。這種轉變的難度絲毫不亞于增長本身。目前，俄羅斯正在為爭取保持較快增長基礎上實現增長轉型的道路上邁進。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經濟列車高速前進的引擎，但是，近年，經濟高速增長淡化了深化改革的動力。體制改革滯后、政府職能轉變緩慢、各種壟斷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進程的阻擾很大，與建立市場經濟和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和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要求相悖，如果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下去，則很可能使未來轉型成本加大，因為隨著經濟總量的擴大，改革和轉型所要付出的成本也會相應增加，即轉型是有時間價值的。要轉變增長方式，實現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經濟社會和諧發展，離不開市場經濟的完善，而市場經濟的建立，除了加快制度創新、打破行政壟斷、推動公平競爭，別無選擇！

　　本刊記者：文錚、趙麗娜

　　越 南：

　　漸入尾聲的“豪門盛宴”

　　隨著越南市場化步伐的加快，改革僅從經濟層面已很難深入，制度性壟斷形成的社會痼疾已經對越南的國家制度提出了挑戰

　　2005年6月，越南國防部向政府總理提交一份文件，“狀告”國營越南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何勝說，VNPT只是眾多壟斷公司的一個，但透過上述事例也可窺見越南

　　據何勝透露，當前越國內腐敗現象呈現出一個顯著特征和趨勢，那就是權力部門的官員與壟斷行業的企業“聯手合作”，官員和黑社會為壟斷企業“保駕護航”，三者組成“魔鬼聯盟”，依靠壟斷經營謀取暴利。

　　2005年5月，越共前總書記黎可漂也曾就此發表感慨說：“權錢相互勾結，權可以帶來錢，錢通過權可以帶來更多的錢，甚至還會帶來權。有錢人依附有權人，依附到一定程度有錢人將可以掌控有權人。”。這位老一輩越南革命家還 一針見血地指出，“權錢交易正在向黨內和國家機構內迅速蔓延”，并形象比喻道：“就像癌癥在軀體內擴散一樣�！�

　　何勝認為，壟斷行業是越南腐敗易發多發的領域，壟斷公司的內部領導和管理層腐敗現象非常普遍，最近曝光的一系列重大腐敗案件，幾乎都涉及國家壟斷公司，其背后都有權錢交易的黑幕。

　　2004年10月，越共中央政治局發出2004年第45號指示，提出深化國企改革的具體措施和方向。這是越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就國企改革問題發出專門指示，凸顯越南加大國企改革力度的決心，也標志著越南國企改革步入了關鍵的攻堅階段。其實在同年9月，越南國家石油公司(Petrovietnam)就表示，該公司計劃在次年將包括一個油輪公司和兩個鉆井公司在內的共三個業務部門私有化。負責公司液化石油氣和石油產品油輪運輸的Petroleum Technical Services Co.及兩家鉆井公司Drilling Mud Co. 和 Drilling Well Services Co.將完成私有化。

　　隨著越南市場化步伐的加快，改革僅從經濟層面已很難深入，制度性壟斷形成的社會痼疾已經對越南的國家制度提出了挑戰，越南國家領導人已經意識到，僅靠行政辦法無法控制住壟斷和腐敗的蔓延趨勢，不突破制度瓶頸，制度性壟斷的癌細胞將在社會肌體迅速擴散。

　　2006年6月24日，距離任期結束尚有一年的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政府總理潘文凱和國會主席阮文安同時向越南國會遞交辭呈。2006年6月26日，在越南河內的巴亭會堂，河內市委書記、越共中央理論界權威理論家阮富仲成為越南新的國會主席。次日下午，與總理候選人阮晉勇同為改革派主將的胡志明市委書記阮明哲接替保守的陳德良當選國家主席。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東南亞問題專家何勝認為，這一變化意味著越南加快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預示著越南領導層的新老更替將更加規律化穩定化。

　　阮富仲出任國會主席，將有助于提升國會在政治體制中的重要性，強化其立法角色。

　　在越共“十大”召開之前，越共就將政治報告草案全文公開，請人民對草案提意見。那份報告中就包含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在報告草案中，越南共產黨沒有列出下一步改革的具體措施，卻不諱言其在領導改革中存在的問題。草案重點談了越共及政府在制度建設與完善方面存在的問題，像國會監督作用沒有充分體現，作為對黨起重要監督作用的祖國陣線、人民團體現在還只是越共“手臂的延長”，政治體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等領域思想僵化，民主規則被破壞等等。

　　作者：羅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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