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積極斡旋了近一個月的世貿組織總干事拉米終于宣告放棄，“我的唯一建議就是全面終止多哈談判。”至此，延續了60年的多邊貿易談判再次止步多哈回合。不能不說，這是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的一次嚴重倒退。表面看，多哈回合是陷入了美國、歐盟、G20的“鐵三角”困境，而事實上，隨著WTO議題的逐步深入，一個多邊的矛盾體在互相碰撞著。更為重要的是，許多成員國并沒有從多邊和自由貿易中獲利

　　□記者 袁瑛

　　拉米來到G8

　　拉米最近的一次挽救多哈的努力是在7月中旬的八國峰會上。

　　7月15日，匆匆的拉米又來到了圣彼得堡，他來向參加八國峰會的首腦索要“定心丸”。G8峰會在他看來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借此向八大國首腦們發出事態嚴重的警告，最終憑借政治力量讓各國部長在接下來的談判中向拉米前不久折中提出的“20-20-20方案”或類似的“著陸區”靠攏。

　　拉米當時的急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多哈回合談判作為世貿組織成立之后進行的第一輪貿易談判，早在2001年就已啟動。然而在過去的5年里，從多哈到坎昆，從香港到日內瓦，多哈回合歷次WTO部長級會談總是不順，期限一延再延。

　　6月底的日內瓦部長級會議，按原計劃剛進行到第二天就宣告失敗。WTO官方網站當日發表的新聞稿件承認，7月1日的日內瓦部長會議沒有在農業與非農兩個領域的減讓模式取得任何進展。在各國就國內農業支持、農產品市場準入以及非農產品市場準入這三大議題的爭論中，多哈談判又一次無奈地度過了最后期限。至此，多哈談判已比原定達成協議的日期延后了18個月。

　　拉米來到G8這一舉動也正是他一向堅信的“多哈目前的問題不是技術性難題，而是個政治問題”觀點的最好佐證。在面對各國首腦所做的發言中，拉米鄭重地發出“預警”信號：一、如果你們再不指示自己的部長們做出一定的讓步，我們目前所處的僵局將很快導致多哈談判的失敗；二、我很了解你們國內的政治困境。然而，我請各位在做出決定前能夠審慎權衡談判失敗的風險，因為談判失敗的影響將同那些政治問題一樣嚴重。

　　事實上，八大工業國首腦對多哈談判還是表現出了相當的關注。在拉米到來前一天，各國領導人發布了一份聯合聲明，督促各方“以最大的緊迫感”進行工作，在一個月內就“最為關鍵的農業和工業產品關稅問題達成基本談判框架協議”。而隨后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WTO新聞發言人羅克韋爾也透露說：“參加八國峰會的拉米先生已經得到了與會各國首腦的承諾，承諾他們將保持靈活的立場，并授意本國的部長們在談判中體現這些靈活性。”

　　G8峰會召開前夕，就有一些比較樂觀的分析認為，峰會邀請5個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元首與會，將有助于促使已停滯4年的多哈議程談判取得突破性進展。不過，細心的分析人士已經看出，八國首腦聯合聲明并未表示八國已經有能力解決談判中的任何廣泛分歧。這一擔心已于7月24日得到了證實。談判最后“無限期終止”直接有力地證明：政治手段對解決談判僵局于事無補，而首腦們作出的“美好”承諾，現在看來也僅僅是政治家的略表姿態而已。美國總統布什一貫強調自己“靈活的談判立場”，而他的貿易代表施瓦布在談判中卻態度一直很強硬地表示：“我們已經在去年10月冒了很大的風險將農業補貼削減了53%，我們不能接受任何新的讓步。”

　　“G8本就不是一個適合具體談判的場合。”國家商務部世貿司司長張向晨對《商務周刊》解釋說，這不僅是因為G8峰會的政治本質，一個更具體的原因在于，在日內瓦會議上，歐盟作為整體至少還在以一個統一的聲音說話，而在G8峰會上，法國、意大利、德國等歐盟國家有著自己獨立的利益訴求，尤其是法國，一直以高調反對削減農業補貼和農產品進口關稅，其在世貿談判中的不合作態度已讓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傷透了腦筋。

　　雖然G8又為拉米贏得了一個整月的時間。但事實證明，要想調和目前存在分歧最嚴重的美國、歐盟以及G20(即由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中國、埃及、印度、南非等組成的 WTO農業談判“20國協調組”)達成共識，沒有來自談判主要方的承諾和讓步，更多的時間也是徒勞。

　　就目前存在于農業領域的主要分歧來看，總體上，美國處于攻勢，以小農經營為主的歐盟和農業發展基礎薄弱的G20則偏于防守。而具體到國內補貼，美國則是受攻擊的主要對象，態度趨于保守。在市場準入方面，美國又持激進態度，要求歐盟降低關稅。關于非農談判，美國、歐盟的立場基本一致，他們相對來說工業品較發達，但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G20卻有不同的聲音，制造業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希望看到更開放的市場，而另一些國家則主張高保護的關稅政策。

　　就在這樣一個復雜的近乎網狀的進攻和防守的博弈中，拉米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提出了“20-20-20”這三個“神奇的數字”(Magic Number)。

　　“20-20-20”是拉米于日內瓦會議前夕針對當前談判僵局提出的：即為美國的農業補貼設置200億美元的上限，低于他們希望的220億美元；為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產品關稅設定20%的上限，低于一些人提議的30%；同時采納G20提出將農產品關稅平均削減54%的提議，這又大致是歐盟與美國立場的折中。

　　顯然，這是拉米在考慮了造成目前僵局的“三角”——美國、歐盟以及以巴西、印度為代表的G20成員各自的利益和訴求后提出的一個折中方案。遺憾的是，這一方案沒有受到“三角”任何一方的歡迎。

　　美國貿易代表施瓦布在7月1日以強硬的姿態表示：“美國以及我們的貿易伙伴不會接受任何沒有進行實質性的市場開放和貿易流動的拙劣方案。”這位今年4月剛剛上任的女強人這里所說的“拙劣方案”，很明顯是對拉米提出“削減農業補貼至200億美元以下”以及“削減農產品關稅54%”的建議表示雙重不滿。在回到國內幾天后，施瓦布在新聞發布會上又再次強調：“如果按照歐盟的提議，將某些敏感產品排除在外，54%的關稅削減實際上只有40%。”而這一數字，在施瓦布眼中，甚至還“遠不及烏拉圭談判最后達成的那個令人不叫好的結果”。

　　歐盟也表示了對拉米這一折中方案的不滿。“這個數字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歐盟一位官員在接受本刊書面采訪時表示，200億美元的削減上限根本沒有實質性的降低美國的農業補貼，同時歐盟還認為，為發展中國家工業產品關稅設定的20%上限，也幾乎對巴西和印度的現有關稅水平沒有影響。但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卻認為這一關稅水平還太低，他們的期望值是30%。7月1日，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卡邁勒·納特甩袖提前離開日內瓦會議會場，以表明對美國和歐盟的不滿。巴西外長則在部長會議前就堅決表示：“如果還保持200億美元的削減上限，那根本沒什么好談的。”

　　脆弱導致的強硬

　　“20-20-20”的無功而返，7月24日談判的“無限期終止”，讓所有對多邊自由貿易談判機制滿懷期望的人再次失望，然而它也讓所有人明白了問題的根本所在——是美國、歐盟和G20在農業國內支持、農產品市場準入和非農產品市場準入三個議題上相互對抗和制約的多角關系，將多哈推向了死角。“總干事就是想要通過這個提議，讓各界了解達成協議的途徑在哪里。”世貿組織新聞發言人的羅克韋爾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說。

　　在這環環相扣的三角中，似乎只有達成了三個角都能接受的平衡，解決多哈談判的曙光才會出現。

　　中國商務部世貿司司長張向晨，有著豐富的多邊談判經驗，并親自參加了6月底那場部長會議，在向《商務周刊》談起“20-20-20”方案時惋惜地說：“一個好的建議提出的時機是很重要的，在主要一方不愿意作出承諾的時候提出這個方案，是很難起到作用的。”

　　張向晨所說的這個“主要一方”，指的正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事實上，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提出，如果發展中國家有相應的表示，歐盟愿意向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將農產品進口關稅稅率削減54%這個門檻靠攏，而不再堅持此前歐盟單方面提出的46%這個標準。而一段時間以來，作為20國集團的領袖，巴西也表示愿意減少對本國制造商的保護。巴西外長在被記者問到是否愿意接受為發展中國家工業產品關稅設定的20%這個上限時，他沒有正面回答是，而是強調了“這個責任不應該由發展中國家來承擔”。在會議上，G20對拉米提出的“Swiss formula coefficient of 20”(系數為20的瑞士公式減讓)已經表示出了一定的靈活性，前提是發達國家首先拿出新的“出價”。

　　相比“三角”中另外兩方相對的靈活性，美國的態度顯得過于僵硬。在6月底抵住了降低補貼的壓力后，施瓦布回到國內，面對臺下的國會議員再次“表演”了她的不妥協態度：“可能其他國家都在等著美國削減更多的農業補貼，并要求更少的市場開放。這不公平！如果在去年10月后還要求我們削減補貼，美國將陷入一個無休止的削減漩渦。”

　　美國農業部長邁克·約翰斯在日內瓦也表示，美國已于去年10月在農業補貼方面做出了“非常非常重大的冒險”，即將國內農業補貼從482億美元降到了如今的227億美元，削減幅度達53%。

　　然而，一個很有趣的事實是：根據美國農業部估算，按照1996年《農業法》規定，2002-2007年六年期間的各項農業補貼總計達1185億美元，平均每年190億美元。也就是說，去年10月美國所稱的“重大冒險”，不僅沒有起到削減作用，而且繼續保持甚至增加了農業補貼。

　　與會的大多數談判代表對這一點認識得都很清楚，他們因此認為，美國在農業支持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是多哈回合的最大障礙。WTO新聞發言人羅克韋爾對《商務周刊》說：“這個三角中的每一方都有該扮演的角色，但是最富裕的國家有責任承擔起最大的重擔。”而來自美國“保守智囊”——卡托研究所的貿易政策分析家薩莉·詹姆司斯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她催促美國“必須適時表現出自己在多邊體系談判中的領導力，以重建美國致力于市場開放和均等機會的信譽”。

　　不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WTO專家薛榮久教授也指出：“貿易談判中的強硬姿態并不代表談判者背后的強勢，有時候，甚至在暗示談判者談判地位的脆弱。”看來態度的強硬有時也是一種談判策略。美國貿易代表蘇珊·施瓦布深諳此道。

　　從4月接替波特曼出任美國貿易代表時起，施瓦布就備受爭議。與幾屆前任相比，她本人被認為既沒有波特曼的國會資格，也沒有坎特的總統親密度，更沒有巴爾舍夫斯基的貿易聲望和佐利克的國際影響力。尤其是跟國會的關系，從目前看來，將成為阻礙施瓦布在多哈談判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的主要因素。在6月29日世貿組織召開部長級會議前夕，一封沉甸甸的信就從布什總統辦公室轉到了施瓦布手中，這是由57位參議員聯名簽署的要求布什指示施瓦布拒絕在農業問題上有任何讓步的信。

　　“57位議員聯名寫信向貿易代表施壓，這真是前所未有。”張向晨司長感嘆到。同樣令人感慨的是，前任波特曼曾經利用自己國會議員的資格和政治專家的優勢，成功說服眾議院通過了《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在議會中的信任度和認可度上，施瓦布比起前任確實略遜一籌。

　　施瓦布接任這一職位之時正值削減農產品補貼的多哈談判處于艱難掙扎階段，臨危受命再加上自身的政治劣勢，施瓦布清楚自己沒有砝碼叫板國會。或許只有采取順從的態度，才能至少平息人們對她的爭議和疑問。因此出現在談判桌上的施瓦布，表現出自始至終的強硬。

　　也許，希望多哈談判延遲的不僅是施瓦布一個人，也包括任命她的布什總統。布什在新一輪世貿高級官員談判之前，做出這樣一個重要的人事變動，不僅對已經困難重重的多哈談判雪上加霜，更引起了人們對布什貿易政策的擔憂。英國《金融時報》認為，蘇珊·施瓦布的上任，表明“美國本屆政府第二個任期內越來越關注支出失控的問題，而貿易政策的重要程度則有所下降”。而來自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也表明，目前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巨大，去年已升至8000億美元，這一數字還在以每年1000億美元的速度攀升。統計還顯示，美國每天必須吸引20億美元資金流入方可平衡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一面要緩步走低美元以助減少經常賬戶赤字，一面又要防止美元貶值出現失控性暴跌，如此嚴重的收支失衡問題恐怕已經讓布什疲于應對了。

　　而巨大的赤字給多哈談判帶來的更直接的打擊，是國會日益漸長的貿易保護情緒。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說：“美國貿易政策的歷史充分表明，美元貶值和日益增長的巨大的貿易逆差每每都會迎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目前的貨幣誤置問題已經給美國的出口貿易業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而多哈談判當前的重要議題就是要削減發達國家高額的農業補貼，如果如G20國家所愿，將美國農業補貼削減到120億美元，這對美國農場主將意味著：如果不幸遭遇一場颶風，那他們從美國農業部的貸款差額支付(Loan Deficiency payment)項目拿到的錢將只有原來的一半——這當然是所有美國農場主不情愿看到的一幕。美國參眾兩院受到來自這兩個群體的壓力，自然不會在多哈農業議題上有所讓步，而他們的這種壓力也適時地傳達給了布什和施瓦布。

　　事實上，除了出口商人和農場主，美國國內民眾一直都存有反對貿易自由化的情緒，尤其在那些教育水平不高的勞動者當中。雖然他們中間僅有一小部分人因為貿易全球化而失去工作，但他們依然擔心全球化給美國國內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更多的失業。糟糕的是，這些人占到了美國勞動總人數的一半。

　　在美國國會中，每一次針對貿易的立法討論都能反映出這種擔憂。即使是在不重要的或已經“板上釘釘”的議題上，如2002年“貿易授權法案”以及2004年的“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都能引起議會內部激烈的政治爭論。多哈談判也沒能逃此“厄運”，而這次唯一不同的是，反對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聲音占了絕對的上風。

　　面對一個脆弱的施瓦布，脆弱的國內經濟，美國似乎已沒有選擇，只能一路強硬到底。

　　多哈談判的終極命運

　　在美國小心翼翼維護自己“多邊貿易談判中絕對的領導地位”時，卻遭遇了來自權力制衡機制的壓力和阻礙。美國總統布什的承諾并不是美國的承諾，因為美國憲法的第一條賦予國會唯一擁有“監管對外貿易”的權力——是國會而不是美國政府擁有對外貿易的最高權力，除非它決定放棄。

　　同樣感到有心無力的還有曼德爾森。在他與美國和G20集團談判斡旋之時，還要同時應對歐盟內部不同的聲音。作為歐盟的第一大農業國，法國強烈反對削減農業補貼和進口關稅。在G8峰會上，當德國和意大利總理都對打破多哈談判僵局顯示出積極樂觀的態度時，只有法國總統希拉克表示，歐盟已達到談判授權的極限。來自歐盟內部如此強大的阻力，使得貿易委員在談判中的靈活性大大降低了。

　　這種面對多哈僵局的“無力”情緒，似乎并不為所有世貿組織的成員所分享。來自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就整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從全球自由貿易中獲利的估計值下降幅度為500億到900億美元。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印度、中國以及多數東南亞國家從多邊貿易體制中是獲利的，那么就必定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在全球化的貿易環境下出現零增長或負增長。

　　據張向晨介紹，非洲國家的貿易量在近10年里是下降的。對于這些由于全球化而貿易量萎縮的國家，又有什么理由來說服它支持新的一輪貿易談判呢？來自國際著名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的報告就警誡過所有貧窮國家，與其達成一個對貧窮國家來說“廉價”的協議，不如不談。在多哈回合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和爭執中，這些對多哈談判沒有任何期許的最不發達國家選擇了漠視，在關鍵時刻，甚至也會選擇反對。

　　可以說，這兩種情緒在多邊貿易體制內的存在，是導致多哈談判一路走來發展緩慢、甚至終止的重要原因。

　　面臨如此種種壓力和不利因素，多哈談判最終被“束之高閣”也在預料之中。

　　曾經很多人預測，為了挽救多邊談判的顏面和維護WTO的威望，大家最終會在美國總統“貿易促進權”過期前，達成一個類似“20-20-20”但卻更加“廉價”的協議。現在看來，這樣一個“面子協議”在年內達成也是無望了。WTO辦公室新聞發言人羅克韋爾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已經斷言，“很明顯，現在已沒有任何希望在今年內完成多哈談判。”

　　因此，多哈談判的終極命運，不論布什是否得到國會關于“貿易促進權”的延長，都將隨著美國、法國以及巴西等國的大選結果而隨波逐流。談判獲得實質性的進展將在1年后，甚至更久，最后“開花結果”將是一個遙遙無期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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