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負責農信社改革工作的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稱，如果用新的五級分類方法來統計農村信用社的壞賬的話，那么農信社的壞賬不再是四級分類下的16.9%，而是30%，也就是說，農信社整體的壞賬水平比城市金融機構要高20%。

　　實際上，銀監會試圖用五級分類的統計術取代過去的四級分類辦法，來影響央行、銀監會和農信社之間博弈的支付結構。無疑，央行和銀監會似乎都覺察到農信社改革的難控性。

　　農信社改革要上溯到2003年8月，當時國務院下發的《關于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的方案》中指出，農信社歷年虧損和資產損失原則上將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擔。其中，中央提供了兩種可選的資金支持方式：一是由人民銀行按照2002年底農信社實際資不抵債數額的50%，安排專項再貸款；二是人民銀行按2002年底實際資不抵債數額的50%，發行專項中央銀行票據，用于置換信用社的不良貸款。

　　對于農信社而言，央行票據自然比再貸款更有“免費午餐”味道一些。但是，要獲得央行票據兌付的條件是，要達成相應的資本充足率和不良貸款比例降幅。于是，在此規則刺激下，一些農信社在其當地政府的鼓勵和暗示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增資擴股行動，向農戶提供各種優惠甚至不切實際的入股條件。增資擴股不僅完成了資本充足，而且做大了分母，在數字形態上，自動導致不良貸款率的衰退。無疑，增資擴股最大的動力就來自于央行專項票據，只要拿到央行票據，以往的負擔就可以“砍掉”50%。

　　于是可見，截至2002年底，全國農信社法人機構34909個，虧損面還高達55%(虧損期長達十年)，但到了2005年底，全國農信社凈資產總額、平均資本充足率、盈利總額三項指標全部由負轉正，僅用了兩年時間。

　　由于2006年是央行票據密集兌付的年份，而央行和銀監會對農信社的

　　除了央行、銀監會和農信社的博弈之外，還有農信社同入股農戶之間的博弈，后者是農信社微觀機制再造的“核心博弈”。簡單地說，正像央行竭力地控制農信社改革方向一樣，農信社也試圖竭力控制其入股農戶“動機異化”等諸種行為。

　　在增資擴股的壓力下，大量農信社向農戶做出了“入一貸三”的承諾，導致了種植大戶、農產品加工戶和農村運輸專業戶集中大量自由資金或民間借貸資金入股，其動機不再是獲取紅利，而是獲取貸款便利。這相當于利用農信社的“資金杠桿”來放大借貸，一旦資信不佳，即有未來高壞賬之虞。

　　盡管銀監會規定，“當年虧損的農信社不得向股東分配紅利；而當年盈利的農信社在未全部彌補歷年虧損掛賬或資本充足率未達規定之前，應嚴格限制分紅比例，其紅利分配原則上應采用轉增股金的方式，不得分配現金紅利”。但農信社在募股時做出的承諾卻是盈利即分紅，尤其是2005年大量農信社實現了當年盈利，導致了農戶股東要求“分紅，否則退股”。在這場博弈中，農信社為了穩定股金、保住改革成功(或者說套取央行票據的成果)，防止大面積退股引發的金融風險，不得不屈從農戶股東的要求。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為，因為很多農信社的財力非常有限，相當于削弱了它的自生能力，惡化了它們長遠的經營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說，股金穩定性已經變成了要挾的手段。

　　如何破解這兩大博弈帶來的迷局，似乎還沒有明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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